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可回收火箭技术、基因工程……当今世界正迎来史无前例的创新大爆炸。这些创新大多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如“技术进步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加剧经济和社会动荡”与“劳动自动化将刺激全球生产力提高，使人类从条件恶劣、枯燥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等。然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Fredrik Erixon）与商业战略专家比约恩·魏格尔（Bjorn Weigel）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和案例研究提出，过去三四十年间，西方国家的创新速度逐渐下降。近日，两位专家在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举办的“西方经济活力时代是否已终结”研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技术变革不等于创新

　　埃里克森和魏格尔认为，当今西方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突破性创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曾经催生奇思妙想、拥抱创造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老旧的、官僚主义企业的重压下颤抖，追求创新的本能已所剩无几，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变得乏味而守旧。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可能造就一个物质和精神都非常不平等的“技术封建社会”（收益被精英阶层或智能机器的所有者垄断）。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悲观主义者都忽略了技术变革的渐进特点及其经济上的缓慢“兑现”过程，误以为科技发展就会带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变革不等于也并不总能促成创新，创新取决于经济制度驱动适应性行为和经济更新，以及为个人自由、尊严、福祉提供新机会的能力。

　　就经济增长而言，古代西方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差距，根源不在于新技术的多少以及人类发明能力的强弱，新技术的发明和引入由来已久，但这些技术没有形成经济扩散并增进人类福祉，真正的分水岭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带来的“大规模创业现代化”。现代前的西方经济充满了投机资本和资产泡沫，现代资本主义创业活动的一大特征则是投资于人类长期需要的重大创新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收益。因此，若想清晰了解创新前景，首先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创新的真正源泉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可竞争性和适应力——劳动者、投资人、企业、政府如何被推动着改善自己的表现，过去三十多年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为此施加足够压力。

　　多重因素削弱企业创新意愿

　　今日，西方资本主义似乎丧失了最初的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和技术更新的热忱大大减退，突出表现是企业更新换代的步伐放缓。德国DAX股票指数覆盖的30家主要上市公司中只有2家是1970年后成立的；法国CAC股票指数覆盖的4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家是1970年后成立的；瑞典最具价值的50家公司中有30家成立于一战前，余下的20家也都成立于1970年以前；欧洲最有价值的10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在1974年之后成立。美国的情况稍有不同，但也与欧洲相似。20世纪70年代以来，“灰色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主义、繁复的规章条例日益损伤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机会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