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首中文古籍数十载

　　——访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主管何大伟

    “我对中国文字真的很感兴趣。”年近古稀的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主管何大伟 （David Helliwell）从七岁第一次见到报纸上的中文时就被深深吸引，之后便与中国文字、文化及古籍结下不解之缘，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与追求。进入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后来就职于博德利图书馆，醉心于中文古籍的收集、目录制作等工作，四十余载乐此不疲。他带着记者参观时，几乎对每一本中文古籍在图书馆里的位置都很熟悉。虽然会在不久的将来退休，但何大伟将继续在图书馆里从事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虽然我不再有薪水，但是我会继续这项工作，因为乐在其中。”

　　在满是中文书籍的办公室里，何大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与编目发展史，以及他整理中文古籍的心得体会。

　　中华文明是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读大学的时候，选择中文专业的人很少，对比当时的情况，英国的中文专业现状有何变化？

　　何大伟：我们在大学时代主要学习古汉语，研究中华文明，对中国古典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而现在的学生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及现代汉语。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不如我们当时那么多。大部分学生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从事中国研究往往是为了学习语言，从而拓展商业利益。很多大学的中文专业的课程都不包含中国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中文古籍研究四十余年以来，您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得到的收获是什么？

　　何大伟：从事中文古籍研究，有时会令我感到孤独，因为它太与众不同、太深奥了。中文古籍乃至中华文明是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我时常感受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一些古书我要花上几个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才能了解其内容。

　　早年阅读《史记·李斯列传》时，我能够理解并且进行分析。但当我读《史记》中其他篇章时，依旧会感觉难以读懂。中国的文言文很难，读懂唐诗不代表也能读懂清代小说，二者的语言习惯及内涵大有不同。不过，当我成功地辨认出一本古书，将其进行编目，并且把详尽的信息分享给其他读者时，会非常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