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与澳大利亚工业、创新和科学部部长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yne）共同宣布启动“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National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genda），澳大利亚政府将通过该议程投资110亿澳元用于激励创新和帮助初创企业的发展，并推动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教育的进步。

　　特恩布尔说，21世纪是“理念”（idea）的世纪，今后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将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如果能让创新和想象力得到发挥，准备好迎接改变，澳大利亚就会迎来继矿业繁荣之后的“理念繁荣”，而且这种繁荣具备可持续性。

　　不仅在澳大利亚，现今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都越来越重视创新。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商业与管理教授瑞秋·帕克斯（Rachel Parks）提醒人们关注创新政策讨论中常常缺失的一环：创新的回报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帕克斯表示，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大量创新成果产生于公立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中小型工程技术企业，但创新带来的经济利益却被大型上市公司攫取，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扭转这一局面，未来创新所需的资金将越来越难以获得。

　　大型企业为创新提供支持减少

　　2010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经济学教授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与现任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史教授玛丽·奥沙利文（Mary O’Sullivan）曾发表研究《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治理的新意识形态》称，过去20年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了英美企业治理的普遍信条；70年代以来，英美企业战略经历了从“保留和再投资”（retain and reinvest）到“削减和分配”（downsize and distribute）的转变。帕克斯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所得收入里分配给新科技研发和员工技能提高进行再投资的资金份额变少了，而这种再投资对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全球盈利最多的大型企业为创新提供的支持减少，公立科研机构、中小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就不得不更多地承担创新的成本。

　　拉佐尼克2015年4月发表的新研究再次谈到，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在“削减和分配”治理模式下，美国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名，通过股票回购在短期内推高本企业的股票价格，向股东分发的收益呈爆炸式增长，而这是美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就业不稳定、创新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