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圣人教化就不绝于耳，道德之学一直就是显学，因此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按理说，当代中国即使不能人人都有圣人之德，至少也应该是文质彬彬，讲信修睦。但现实并非常常如此，这敦促着我们去反思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困境。我认为，当代中国道德教育至少有三大困境：

　　一、道德教育的目标过于精英化

　　性善论是中国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取向。中国人认为人人都有仁爱之心，倾向于善良。如果以人性之先天的善端作为走向道德目标的出发点，那么构建起来的道德势必走向一种精英道德和圣人伦理。问题在于，道德一旦走上“高大上”的路子，就会成为没有缺点的圣人、精英的专利。也就是说，普通人根本就无法享受道德带来的快乐与满足。对平常人或普通人来讲，道德就会变得虚无缥缈，变得可望而不可即，难以践行，无法做到，只能说说，只能听听，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假大空”的口号。在落差与紧张的背后，必然是道德一步一步地边缘化甚至一点一点地滑坡。

　　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恰好是因为人性“在事实上”并不“本来”就善，可能潜伏恶的种子，人性“在价值上”“应该”善才不多余。所以，真正的道德教育总是怀揣着善的理想来不断反思恶，承认并承担人类本性的弱点甚至恶劣，然后努力去实现道德的善。

　　二、道德教育的手段过于强制性

　　有人断言，在当今道德滑坡日趋严重的情形下，应该走道德立法的道路，即先将道德变成法律规则，然后强制人们去遵守和执行，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法律化”。这种看法除了隐含着一种法律优越论外，明显忽略了道德的特殊性。

　　道德与法律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手段。道德规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强制性的、非外在化的一种特殊的规范。道德规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种软约束，重在教化，重在价值范导。法律是刚性的，一种硬约束，重在制裁，是“非得如此”的规范。如果说法律是以“必须怎样”为调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应该怎样”为调解尺度。这是道德作为一种律则与一般的法律的基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