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有损人文精神的“行政化”，说到底还是西方世界早已广遭诟病的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泛滥、专制现象的一个结果。

　　感觉现在的大学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越来越难办了。这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难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般认为问题出在大学的“行政化”。

　　据欧洲的同行说，这股风是从美国刮起来的，渐渐现代大学文化的发祥地欧洲也被裹挟而去。而我们国家由于一直强调要和世界“接轨”，自然也不能幸免。这种“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大学为争夺办学资源而实施越来越严密的量化管理，大学行政部门的作用由此日益凸显。结果教授们坐不住冷板凳了，要不停地应付学校对自己工作绩效的量化考核，还常常不得不为保住自己的名望、待遇乃至饭碗，违心地赶出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本来他们都应该是一些不受世事纷扰、只凭良心教学生和只凭兴趣做学问的精神贵族，也只有这样的精神贵族才能教出真正的好学生，才能有真正伟大的文化创造。可是这些常识早被许多大学管理者抛到脑后去了。当然他们好像也是没办法，如今竞争太激烈，不随俗就只能完蛋。这种有损人文精神的“行政化”，说到底还是西方世界早已广遭诟病的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泛滥、专制现象的一个结果。尽管会牺牲一些人文价值、人文趣味、人文情感之类的东西，但大学管理起来不仅简单容易多了，而且还能速见“成效”——比如提高排名，比如拉来巨额赞助，多科学、多合理、多成功啊，何乐不为？

　　有人说，西方大学的“行政化”之风，刮到中国后就变了味，变成“官僚化”了。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有“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管理者的长官意志更突出一些。不过，作为“行政化”主要根源的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在这里依然存在。中国的大学管理者主要还是在依据科学理性，积极努力地为自己的学校争资源，只是由于长官意志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会表现得比较专断一些。尤其当他们认定这是在做好事、何错之有的时候。当然，这就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烦，包括引起师生们的强烈反弹，因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结合，使人文学科一段时间以来所面临的那种多少还有些抽象的威胁，似乎突然间具象化了。

　　“燕京学堂”项目之所以会引出一场风波，恐怕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项目的主旨，也许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为北大人文学科争资源，数目可能还相当可观。可偏偏人文学科的许多老师就是不领情。是他们犯傻吗？当然不是。究竟为什么，其实不难理解。北大是中国人文精神最强的大学。北大的人文精神又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这正是北大最受世人敬重的特色。具体承载着这种人文精神的北大人文学科，因为其求真务实、博大精深，自然也是北大特有的光荣。所以老师们才会固执地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