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悲观的经济学家眼中，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不确定因素、一些领域累积了债务风险、高增长时代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成为过去，这些都让他们觉得，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林毅夫在6月4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上，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少数派”的理由

　　在大多数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林毅夫是“少数派”。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调控政策挑剔不已，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带动的高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他们认为，大规模投资不仅为政府造成了过重的债务负担，同时过于充裕的货币流动性为以后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难题。因此面对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必须控制靠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冲动，转而依靠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林毅夫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确实有不少体制、机制问题，但是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国际周期因素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或其他体制因素，并且，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

　　林毅夫认为，在不利的国际周期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要“稳中有进”，维持中高速增长，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只能主要依靠内需。但应该是什么内需，国内经济学界存在很多争论。他说，消费是基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消费是发展的目的。但消费不能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因”，而应是经济增长的“果”。如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提高，收入就不能增加，在此状况下，消费增长只能依赖储蓄。如收入不增长，随着储蓄减少，消费最终需要举债。当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林毅夫表示，增加消费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必须不断提高，而且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依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将资源配置到生产附加值比当前更高的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以投资为载体。随着产业的升级，生产规模不断增大，市场范围也随之扩大，交易成本必然上升。为此，必须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这需要投资。当然，必须是有效投资，不能投资于过剩产能，应该是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

　　调控新路径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调控措施，与林毅夫的判断是一致的。

　　6月11日，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通长江经济带；讨论通过《物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同时决定简化合并增值税特定一般纳税人征收率以减轻企业负担。

　　这是国务院通过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尝试，这样的政策部署在近两个月以来不断出现。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当下国务院对投资的部署更注重社会资本，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国企投资。一个证明是，今年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推出了首批80个面向社会的重大投资项目。

　　6月12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黄民对外解释说，这些项目从方式上要改变，这次是面向社会资本推出，以社会投入为主，尤其是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按我们的想法，也就是这80个项目主导的应该是社会资本，部分项目应该是民营资本主导。

　　林毅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前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二者都离不开投资，中国有效投资的机会非常多。”

　　林毅夫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虽然城际间的高铁、公路、机场建设较多，但城内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许多城市被堵车和城市内涝困扰。上述领域的投资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再次，中国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资。此外，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3%，相较于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中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也亟需加大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投资。有效投资的机会众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资金也十分充足。首先，从政府财政角度看，根据去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数据，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在全世界属最低水平。发达国家的负债率普遍超过10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超过100%，中国还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巨大空间。其次，中国储蓄率高达50%，可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来撬动民间资金，扩大投资。此外，中国还有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充足。这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不同，因此，只要根据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采取有效的反周期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率就能维持在期望的水平。

　　地方债“三药方”

　　但是大松大紧的投资已经多次被质疑，2008年4万亿的投资就被认为隐含了一定风险和问题，地方债务就是其中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政府性债务不断膨胀。这让不少人担心中国债务风险会集中爆发。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将地方债务问题列为中国经济2014年下半年要闯的首个关口，他说，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债务约为2.4万亿，财政收支矛盾较大。

　　但林毅夫认为，地方债务的总体规模在可控范围内。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债务规模并不高，而且都是内债，即使局部出现风险，也不会导致波及全国的系统性风险。其他国家的债务主要用于支持消费，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多用于投资，而且优良资产居多。有资产作为抵押，如无法偿还，可进行资产重组，所以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并不像想象中的严重。

　　林毅夫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比例并不高，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借短债去做长期投资。地方政府无论是向银行融资，还是利用地方投资平台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借贷期限通常是1至3年，但投资项目一般是长期项目。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铁路或管网都是好项目，但投资回报周期长，有的长达20年甚至30年，而其债务必须在1至3年内偿还。现实中，债务到期后往往因为不能举新债还旧债，造成无力偿还。在此状况下，前段时间银行发债太多，比例太高，杠杆太高，所以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但地方政府如不能举新债，就不能偿还旧债，大量的影子银行应运而生，利率显著高于银行借款利率，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还债压力。因此，“短债长投”是最大的问题。

　　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为解决“短债长投”问题开出了三个药方。他认为最佳之策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城建债，通过长期债务融资来做长期投资。为此，必须对适当修改现行法律，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其二是，通过调整银行放贷政策，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直接向银行融资，而不是求助于影子银行，这样，不仅利息成本低，且十分透明。第三个药方是，由中央政府代为地方政府发债。

　　林毅夫对经济观察报说，只要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挖掘发展潜力，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制度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因势利导作用，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管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变幻，我们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快速健康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