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传统的“雁行模式”时代已成过去，“后雁行模式”时代已经来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亚目前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新的产业分工格局逐渐形成，这种新的分工格局可称为“后雁行模式”，产业发展呈现出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并存的特点。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舞台。成都要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升作为四川省首位城市的扩散效应，其产业调整与升级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全国乃至全球“后雁行模式”时代中扮演“区域发展支撑极”角色，这不仅关系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成都产业的升级换代和高位求进，也关系到成都更好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辐射功能。

　　抢抓多重战略机遇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首先必须抢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机遇，倾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中，成都具备在向西、向南、向东三方向开发开放的强劲拓展能力，在市场与资源配置上与周边重庆、西安、昆明、贵阳等大城市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成渝西昆贵菱形经济圈”，就是以一种开发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积极举措。成都应该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打造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四川首位城市的功能，与成渝两地共同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尾”，连接好西安、昆明和贵阳等城市，把“龙尾”摆起来。这样，成都才能成为“一带一路”和内陆大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支撑点，从而更好地为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回旋余地。

　　成都要用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双向开放的区位资源，创新开放模式，大力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综合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加快成都内陆自贸区建设，促进优势互补，培育内陆开放高地。注重城市间的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发展，重点建设成渝主轴带和成都－绵阳－乐山次轴带，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创新发展，将回波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以成都天府新区、高新区、航空枢纽港等为综合自贸区核心区，为亚欧商贸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与支持。进一步加强与欧美、东亚、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重点面向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隆起成都内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