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治学心得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研究也要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潮流，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堪称历史科学的灵魂。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审查，史实的辨识、考订和确认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但历史科学决非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判明，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必然联系。

　　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理论、方法论的更新和多元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史学从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着重体现在理论、方法论的发展。

　　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学术价值甚高的史学著述，也需要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教育”读物。“破门而出”，如与影视媒体的“联姻”，亦为十分重要的演绎。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指出，正是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才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时值孙中山先生逝世90周年，记者采访了一位50余年来坚持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社会科学家——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之一张磊研究员。

　　读史明智：

　　从“职业学生”到史学工作者

　　张磊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有50多年，他既是一名史学工作者，也是现当代中国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948年春，年仅15岁的张磊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白色恐怖使他在进入北京育英中学高一班后不足一个月便被迫暂时避往天津，并于年底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在河北省泊头镇学习、待命。翌年初，他随人民解放军重返天津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在稍后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张磊被组织安排复学，因为那时他才16岁。

　　少年时的张磊对未来经济建设心向往之。然而，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在报考大学时，他选取了历史学专业。其实，张磊当时选择历史学专业与他的家庭文化氛围也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兄姐酷爱文史，这些使他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文史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当时还年少的张磊带来较为深刻的影响，他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本质的犀利剖析引发了他读史的热望，他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

　　1950年，张磊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在翦伯赞、向达、田余庆、邵循正等诸多名师的指导下，张磊从史学的初学者起步，逐渐成长为一名史学工作者。1958年秋，张磊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从那时到现在，张磊就一直在广州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没有换过生活的城市，也没有改变过学习研究历史的初衷。恩格斯在评论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张磊十分赞同这个说法，并常常援引它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历史五十余年不渝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