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开展了一系列会务筹备工作。受中央委托，中共广东区委精心安排了会务的大部分工作，确保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中央机关移驻广州后，即以“钟英”为代号向下辖各区发出通知，要求按民主程序推选代表：1.代表由中央直接指定或民主推选。2.选举条件：第一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是各区委书记；第三是工运负责人。3.各地党组织按党员人数约10∶1的比例选出。

　　与前两次党代会相比，在选派代表上，中共三大规定：一、代表人数最多，共40名；二、代表具有广泛性，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党支部；三、规定代表身份主要是产业工人和工运负责人。

　　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党的经费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拨付，中共党员缴纳的党费非常少。会议的经费是1600元，由共产国际拨付。这笔经费要用于代表们的交通伙食和住宿、租用会场和购买会议用品等，分摊起来就很少了。可见，会议经费是紧张的。

　　综合考虑到会议的实际经费预算、周边环境的安全性和交通便利等因素，选择会议场所时，中共广东区委把范围锁定在当时中央机关所在地——春园周边。这一带地处老东山，尚属城郊，较之老城区房子租金便宜。周边环境幽雅、清静，相对安全，是理想的会场选择地。春园前面的水涌连通珠江水道，船只可以直达门前，又紧邻大沙头火车站，交通十分便利。

　　经过挑选，中共广东区委在春园后面的恤孤院后街31号租了一座普通楼房作为会场。楼房的内墙很破旧，有点脏，与周边高档的洋楼相比，显得有点寒酸。可见，当年条件何等艰苦。

　　沿着会场门口的恤孤院路向南直走，转弯便是春园，便于与会代表来往中央机关驻地。会场房子正对着洋楼逵园，正中刻有“1922”字样。参会代表大多来自外省，都把“1922”作为认路的路标。

　　会场不远处是简园，当时恰逢国民党要员谭延闿居住于此。中共三大期间，同是湖南老乡的毛泽东曾到简园拜访谭延闿，以争取他支持国共合作。

　　由于会议经费问题，会场布置简陋朴素。一楼有两间房子，南边较小的房子为会议室，约30平方米，里面没有电灯、自来水、厨房、浴室和厕所，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洋蜡烛等。家具是临时租借的，中间摆了一张“褪了颜色似带红色的”长方桌，桌边摆有长条椅和小方凳。会议用品简单，主要是纸张和笔，从先施公司购买而来。

　　接待代表是一项重要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专门派出交通员接送各地代表，并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区委领导考虑十分周全，一般派与代表互相认识的交通员，免去使用介绍信的环节，以避免与会代表因带介绍信而暴露身份；对于不住会场的代表，安排交通员每天专门引领接送。

　　为节省费用和安全起见，会议不安排代表们外出到茶楼就餐或叫外卖，特地请了工人自己做饭。由于参会人数较多和条件限制，中共广东区委合理安排，将代表们分开食宿：住在会场楼上的代表在会场楼下吃饭，住在春园的代表则在春园吃饭。

　　从会务的筹备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会务的筹备工作是充分的，大部分筹备工作离不开广东党团组织的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广东党团组织对中共三大的胜利召开付出了辛勤努力。第二，广州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并筹备、召开中共三大，谱写了广州在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第三，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所遗留的革命遗址及其承载的文化思想资源，是留给广州的宝贵红色资源。

　　（作者系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