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外交发展的重要形式。虽然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外交行为方式由来已久，但将其作为特定的外交政策或战略而提出，却是在国家及国际关系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目前，主要有中、日、俄三国使用这个概念。通过中、日、俄提出和推行经济外交战略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其相似之处：三国都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即国家基本安全有保障且发展经济成为核心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明确对外政策的手段和工具地位。经济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其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国家吸引外部资本和技术，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经济外交可以被看作外交在经济领域的拓展，即国家间通过外交博弈以实现其经济利益，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目标的导向性。这是区分经济外交和其他外交，如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的标准。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紧密得如同孪生兄弟，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背后找到隐蔽的经济目的，或者从其经济行为中发现政治军事目的，绝非难事。判断这些行为和现象是否属于经济外交，应以这一行为是否以经济目标为导向作为标准。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们以中非合作为例来看作为经济外交的对外援助和作为政治外交的对外援助之间有何区别。冷战结束后，中非之间存在高度优势互补：中国面临产业升级，而非洲希望发展工业。因此，中国在保持中非传统友谊的同时，开始扩大对非洲的经贸合作。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以援助带动经贸合作，中非合作关系迅速得以提升和发展。在贸易和投资额提升的同时，中非经贸合作结构和模式也不断优化创新，已从双边、单体发展为区域、集成式的合作，经贸合作区等合作平台的产业聚集效应初步形成。

　　以上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并非所有对外援助都可称为经济外交。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援助曾高达我国财政预算的7%，当时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并无获取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因此，这种援助不能被视为经济外交。

　　同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于东亚遏制战略的目的，为了扶持、拉拢东南亚各国，向南越等国提供了大量发展和军事援助。这些援助虽然是经济手段，但从其出发点和目的来看，是为了达到反共和推行遏制战略的政治目的，所以也应该归于政治外交之列。

　　如何界定经济外交，要看其出发点是不是主要是经济利益。经济外交在推行过程中，收获的往往不仅仅有经济效益，还可能会有额外伴生的政治、安全回报。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且还有国家软实力的极大提升，扩大了国家影响力。

　　第二，手段的柔性特征或和平性。经济外交虽然着眼于经济问题，但它同时也是国家总体外交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外交的和平性特征。外交的本质是以和平手段通过协商和谈判来寻求妥协和共识。

　　二战后全球化的推进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使得通过经济外交实现国家复兴和崛起成为可能。在“战争和革命”时代，许多问题最后都要靠武力和战争来解决，而二战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随着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演进，国家间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全世界被卷入了“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状态”，各国得以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开始重视所谓“基于发展的外交”。这一变化也带来许多相应的变化，例如，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推动了经济外交从边缘向外交全局中心的转移。相对应的，军事手段已不是或不完全是国家推行对外战略最有效的手段。

　　冷战后，各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走向是通过外交、法律或政治手段来达成一定经济目的，协调利益冲突和调整经济策略。因此，有些手段甚至具有强硬的制裁性质，如禁运、取消合同或冻结资金等。无论是这些具有制裁性质的强硬手段，还是温和手段，只要是非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都属于经济外交范畴。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外交也是在具体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军事手段以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总和。

　　第三，非决定性或者阶段性。在推行经济外交战略阶段，国家扮演的是国际体系接受者或融入者角色，而非挑战者角色。

　　从理论上讲，一国对外政策目标按其重要程度，一般可依次排列为：第一，国家安全，即保卫本国国土，防止外来势力干涉其内政；第二，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本国福祉；第三，捍卫并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第四，公开或隐蔽地设法按自己的模式改造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两个首要和基本目标是安全和发展，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安全没有保障，发展无从谈起。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安全提供更好的基石，提高生存的质量。

　　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现实中，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表面上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国家总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对其主次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一定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目标和具体政策。就一般情况而言，安全利益往往被视为更高级和更根本的利益。因此，保障国家的基本安全利益是推行经济外交的前提。

　　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上看，获得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始终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在某些国家的特定时期，甚至是唯一的动机。但经济外交的本质仍是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目标仍是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对一国经济外交起决定和指导作用的，是一国对外决策者依据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

　　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明确强调将经济权力或实力作为美国最后的防线，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内经济是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先决条件。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将“促进美国繁荣”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四大支柱”之一。他说：“美国战略第一次意味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经济活力、经济增长和国内繁荣对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任何一个为了安全而放弃繁荣的国家最终都会失去一切。”这说明，美国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但是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追求始终是美国外交的核心目标。

　　当前，“经济外交”概念在中国已从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外交实践层面。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开放型世界经济”“亚投行”“高铁外交”等一系列经济外交概念也得到广泛响应和传播。这表明，经济外交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我国外交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发展带来了不确定的影响，但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从“经济外交”概念产生和运用的背景出发，认真考察各国“经济外交”发展的历程，既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更有认清现实、指导实践的意义。

　　（作者系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