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创新守旧兼具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大兴

　　“岭南”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最早出现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意指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所讲的岭南包括今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四省（区）全部，以及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今天所讲的岭南，则指今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个省（区）。五岭既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重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五岭以南是南亚热带，以北是中亚热带。五岭以南是岭南文化区，以北是楚文化区。

　　岭南在地理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濒临大海，二是地处中国南端。由于濒临南海，使其在接受海外先进工商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文化上具有创新的一面。由于地处中国南端，使其成为守护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道防线，在文化上具有守旧的一面。也就是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岭南肩负着引进海外先进工商文化与保护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双重使命，因而在文化上具有创新（现代）与守旧（传统）的双重品质。

　　岭南文化的突出特点，首先在“创新”二字。所谓“新”，就是能够走在时代的前面，充当时代文化先行者的角色。以岭南画派为例。关山月指出，“岭南画派之所以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肯定，主要原因是它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先进的艺术思潮。它揭起的艺术革命旗帜，主要以新的科学观念对因袭、停滞的旧中国画来一番改造。它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大胆吸收外来的养料，使具有千百年古老传统的中国画重获新生。它反对尊古卑今的保守观念，强调紧跟时代的步伐，创造出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新中国画”（《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折中中外”“融合古今”，以“中”为本，以“今”为魂，是岭南画派重要的艺术主张和主要的艺术特色，也是粤剧、广东音乐等蜚声海内外的岭南其他艺术门类得以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在“中”“外”“古”“今”四个因素中，“今”是很重要的。所谓“今”，就是适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色，成为时代文化的先行者。失去“今”，或者忽视“今”这个要素，岭南文化就没有了创新的原动力，“新”字也就无从谈起。

　　艺术的“新”缘于思想的“新”。思想大于艺术，是文化的灵魂。过去许多人讲岭南文化，往往只讲到岭南的艺术（绘画、音乐、戏曲、建筑、园林、盆景、粤绣、三雕一彩、龙舟、飘色等），或者岭南的语言（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甚至只讲到岭南的饮食（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早茶等），而不讲岭南的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讲岭南文化，绝不能忽略岭南的思想。

　　岭南位于中国南端，所谓“山高皇帝远”，专制思想对其约束力较为有限，因此拥有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可以产生许多新思想。还有一点就是岭南面朝大海，大海辽阔无垠而又变化无常，可以极大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促进新思想的诞生。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学传统深厚而思想又定于一尊的国家，做一个“我注六经”的学者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六经注我”的思想家。所以，中国的总体情况是学者远多于思想家，而岭南则是一个例外，岭南的思想家相对较多。岭南历史上的思想家，除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外，在他们之前，还有东汉的牟子，唐代的惠能、张九龄，宋代的余靖，明代的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陈建、黄佐、海瑞、屈大均，清代的陈宏谋、梁廷柟、朱次琦，近代的洪秀全、容闳、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黄遵宪，以及现代的刘师复、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张荫麟等一大批人物。尤其是惠能和陈献章这两个人，不仅是古代岭南思想界两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也是古代中国思想界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岭南文化的创新性为人们所公认，需要强调的是，岭南文化也有“守旧”的一面。不少研究岭南文化的学者只看到“创新”的一面，而未曾看到“守旧”的一面，因此对于许多问题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守旧”在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不是指抱残守缺，而是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坚守。每当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入侵中原之际，例如宋元易代之际、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就会成为守护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岭南人一反日常的平和，坚持抗战，英勇拒敌，乃至慷慨赴死。岭南人的悲壮表现，与其说是在维护一个大势已去的王朝，不如说是在维护一种与他们血脉相连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在和平时期，岭南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珍惜、维护和坚守，更是随处可见。例如，粤语乃中国七大方言之一，不仅保留了大量中古时期汉语词汇和语法，还保留了入声。而现在通行的汉语普通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没有入声，因此用粤语来朗诵古诗词就特别有韵味。在客家话、潮汕话中，也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中古汉语在广东三大民系的方言中之所以得到大量保留，一是由于唐宋时期大批中原人南下，把中古汉语带到岭南；二是由于五岭这一天然屏障的阻隔，使岭南较少受到其他语言的冲击。

　　在今天的岭南地区，还保留了大量的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寺庙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先后三次联合发文，公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28个省（区、市）共有2556个古村落入选该名单，其中广东126个，居全国第5位；广西89个，居全国第10位。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三批99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广东6座（广州、潮州、肇庆、佛山、梅州、雷州），居全国第二位。2003年和200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两批3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其中广东5个，居全国第一位。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10大类共829项，其中广东116项，为各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平均数（26.7项）的4.3倍。

　　岭南不仅保留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观念。在民间信仰、饮食养生、婚嫁、生育、理财、人际交往诸方面如此，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许多人讲到岭南的文学，都以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革命”为例，强调其“创新”，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在岭南海量的文学作品中，“守旧”同样是其主导面。古代诗词不必论，即便是近代以来的旧体诗词，仍然是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题材、传统的语言、传统的体裁和形式、传统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占绝大多数。在诗、词、散文、小说、戏剧五种文体中，只有小说的创新色彩要浓厚一些，但也仅限于近代以来的小说。在岭南的各种地方戏中，粤剧的创新色彩稍多一点，其他剧种的传统色彩依然相当浓厚。

　　总之，创新与守旧、现代与传统，在岭南人看来并不矛盾，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因此，在广州、南宁、香港、澳门等城市，我们既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现代文化气息，又能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和传统的生活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