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针对社会各阶层以其可承担的成本提供金融服务的活动和过程。其中,城乡低收入家庭和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自普惠金融概念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普惠金融与减缓贫困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普惠金融作为全球反贫困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可以通过扩大金融服务可得性、放松弱势群体信贷约束以及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减缓贫困。但在传统金融制度下,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仍然面临着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效率等共性问题,普惠金融发展难以得到实质性突破,这也限制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针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共性问题,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明确提出“数字技术”是推动普惠金融普及深化的第一原则,这代表着普惠金融正式进入了数字普惠金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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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针对社会各阶层以其可承担的成本提供金融服务的活动和过程。其中,城乡低收入家庭和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自普惠金融概念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普惠金融与减缓贫困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普惠金融作为全球反贫困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可以通过扩大金融服务可得性、放松弱势群体信贷约束以及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减缓贫困。但在传统金融制度下,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仍然面临着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效率等共性问题,普惠金融发展难以得到实质性突破,这也限制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针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共性问题,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明确提出“数字技术”是推动普惠金融普及深化的第一原则,这代表着普惠金融正式进入了数字普惠金融时代。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果,针对贫困人群的普惠金融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虽然有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内在动力,但由于吸引客户、收集信息和筛查风险等方面的成本较高,使得包容性金融系统难以得到实质性普及。在数字普惠金融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将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访问金融服务,从而大大降低了覆盖用户的成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而区块链和云计算技术又能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风险识别的效率。在今年农业农村部的各项信息化发展政策和项目设计中,农业农村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成了其中的焦点和亮点。这些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的应用和升级,将不断改变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方式,既能使贫困家庭以可负担的成本进行消费和投资,也能使普惠金融服务过程的信息更透明、成本更低和风险更小。可以说,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将有效解决传统金融制度下金融扶贫的三个关键问题,即负责任性、成本可负担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因此,数字金融普惠时代既是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化发展普惠金融服务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扶贫事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
得益于移动支付、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中国的数字金融服务走在了世界前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看出,2011—2018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在不同城市间仍表现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特征,其中杭州、上海、深圳、北京、南京等数字经济较发达城市常年居于前列。
除此之外,国内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垄断竞争的格局,在银行类、电商类、运营商类、社交类和搜索类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中都涌现出了较有实力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商,具有包容性的数字金融产品也被不断推出。其中,互联网企业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领域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数据基础和优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信用数据的积累和支持,在传统的征信系统中,贫困人群往往缺乏信用卡使用记录,使得央行的个人征信数据覆盖范围有限。因此,传统金融机构面向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较高,其普惠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性较差。在此局面下,以这些具有互联网特征的新型金融科技公司就可利用积累的电商消费、社交通信等数据替代“空白信用账户”,从而有利于向信用记录缺失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信贷便利。但需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各大普惠金融服务商在提供这些数字金融产品时并没有实现征信数据的共享,征信数据的使用效率较低。除此突出问题外,针对弱势群体信用评级的方法也比较落后,常用方法还是以传统的逻辑回归模型为主。实践经验表明,对这些“替代数据”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或联邦学习技术,往往能获得更好的信用识别效果。因此,加强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场景应用,也将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帮扶低收入群体的作用,需要立足当前金融扶贫实践中存在的痛点,加强农村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解决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不足以及普惠金融风险权益缺位等问题。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薄弱,信用体系缺失是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根据目前国内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要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亟须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数字证书和基于区块链的电子身份认证信息系统设计,继续完善开放式电子支付系统,进而为农民开户和付款数字化提供便利条件。另外,针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数据鸿沟和数据孤岛问题,政府应积极作为,在引导普惠金融服务商搭建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数据共享平台或大数据交易中心的同时,需要尽快出台法律法规,保证数据交易的合法性、安全性,从而化解普惠金融服务商对低收入群体授信过程中的“建档”和“评级”两大难题,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归因理论视阈下海南省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Hnky2019ZD-37)、三亚学院课程组(教学团队)建设项目“区块链课程组”(syxyylbkkc0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财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