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微观历史个案的牛顿生平与思想，可以充分反映出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联和多维互动，但在科学与宗教的主题上并不支持某种过于宏大、过分抽象的“冲突论”或“和谐论”。

　　牛顿的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科学史界、宗教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研究依据的文献也已由二手资料发展为手稿史料，反映出国内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关于牛顿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的探讨，对于理解其人生经历和学术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圣公会成员

　　就其基督教宗派身份而言，牛顿一生都是圣公会成员。他出生于圣公会世家，祖父是圣公会的执事，父亲是圣公会的会友。牛顿出生第七日就接受了圣公会的婴儿洗礼，成年后在圣公会兴办的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担任教授并从事学术研究长达四十载，逝世两周后下葬于圣公会最负盛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身后百余年更是作为圣公会的智识伟人和虔敬典范被广为传颂、推崇有加。

　　牛顿母亲家族与圣公会教士阶层的来往尤为密切。母亲的后夫巴纳巴斯·史密斯、兄长威廉·艾斯库和闺友之弟汉弗莱·巴宾顿都是圣公会的教区长，且后两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促成牛顿入读三一学院的重要人物。欧洲中世纪教育建制形成后，教士群体长期是知识精英的化身，其中不少人虽出身于社会下层，却更为重视文化教育。对于来自乡民阶层、父亲目不识丁的牛顿而言，母亲在教士群体中的亲友对其早年的教育经历影响非常大，若无此番经历，难以想象牛顿后来会成为科学伟人。

　　牛顿从三一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卢卡斯数学教授”达三十二年之久，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学术工作。担任这一职位意味着牛顿是圣公会体制内的候补教士，虽然他从未承担任何圣职；也意味着牛顿从而立之年就开始了神学研究，尽管其生前甚少发表神学作品。在英国皇家学会，牛顿先为会员后任主席，隶属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受封皇家名号的学会与自诩国家宗教的教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人事关系和学术往来，牛顿加入皇家学会的推荐人正是学会资深会员、天文学家、索尔兹伯里主教塞斯·沃德。圣公会的教育、学术建制及相关的科学建制是牛顿取得其学术成就的体制化平台。

　　圣公会候补教士的身份也为牛顿后半生参与政治创造了契机。在詹姆士二世擅权期间，牛顿敢于以身犯险，抵制王权推动的天主教复辟，捍卫剑桥大学的学术自治，从而赢得了剑桥同仁的尊敬和信任，此后两次作为剑桥大学代表被选入英格兰议会，在“光荣革命”后走上了参政之路。牛顿积极参与政治改良，坚定支持辉格党人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并与辉格党人的精神领袖约翰·洛克结为终生知己。牛顿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关系及其与辉格党人的政治交往也奠定了他在英国皇家造币厂任职的人事基础，在造币厂任职的经历则给了他实现个人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机遇。就此意义而言，凯恩斯过度解读牛顿的炼金术研究，而没有深入探讨牛顿的经济学思想，可谓学术史上的憾事。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逐渐形成了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约的分权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作为知识精英的教士参与政治、出任公职成为一种社会传统，牛顿正是遵循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