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泛舟 ■戴显群

　　唐代福州是东南沿海重镇，也是一个对外贸易大港。中唐以后，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迅速发展，与岭南（广州）、扬州地区同为阿拉伯、波斯以及南海商人从海路来华的经商贸易区。

　　造船业发达

　　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因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惩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这段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两条主要信息：其一，唐代福州港与广州、扬州并称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其二，唐代政府对于海外商人来华经商贸易奉行开放政策，对待“南海蕃舶”则重于“接以仁恩”“以示绥怀”。除舶脚（即下碇税）收市进奉外，任其与百姓交易，不得再行加税。

　　福州海上交通活动由来已久。《后汉书·郑弘传》记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东冶即福州，可见早在汉魏时期与南海的交通交往已经十分频繁。福州的造船业素称发达，三国孙吴永安时期，就曾在东冶置典船校尉，主谪徙之人造船于此。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就是吴时的都尉营，号“船场”。说明当时福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造船能力。隋唐以来，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兴起，福州成了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港口，也成为当时福建的造船中心。唐咸通四年（863年），南诏陷交趾，为解决军粮问题，唐政府采纳陈磻石建议，“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福州既然有悠久的造船历史和造船能力，这些千斛大船可能就是在福州制造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海上交通贸易的先决条件。

　　海外交通贸易发展

　　唐代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还可从一些诗文中得到印证：

　　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的《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诗人描绘的“泉州”，地处近海荒服，须远涉重山百越之路方可到达。这里终年不见雪，到处温暖如春，市区中有很多来自海外各国的藩客，他们或是执玉来朝的使者，或是频繁入贡的商人。包何所送使君的身份，即朝廷派往福建担任节度使或观察使的官员。唐代福州是福建的首府，是节度使、观察使的建衙之地，在唐初武德、贞观年间，福州也曾有“泉州”之称。因此，有学者认为，包何诗中称李某所到任所之“泉州”，实指福州。因为古人作诗属文，对地名称呼常用古称，以示古雅，故以“泉州”代指福州。从包何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来看，当时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已经是相当发达。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福建观察推官冯审作《球场山亭记》，其碑刻残文中记载“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也十分明显地记载了当时福州城内有许多海外夷人寄居，因为人多日久，以致影响了市井风俗。碑记还记述道：“迩时廛闬闐闐，货贸实繁。”反映了当时福州城内货物丰盛，贸易发达，市场繁华，市井嘈杂。

　　晚唐人薛能也写过送别友人赴福州担任牧守的诗，题为《送福建李大夫》，诗云：“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红旆已胜前尹正，尺书犹带旧丝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薛能所送的李大夫即李晦，据《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河南尹李晦，检校左散骑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观察使。”诗中描述了牧守所住之地福州，是海外交通贸易发达之区，只要海船一到，城内就增加许多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