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丰厚的地名普查成果转化为传统的地名图、地名录、地名词典和地名志（简称“图录典志”）等形式，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建设完整、深入、强大的地名数据库，全面服务于当代社会。有专家指出，真正满足社会需求的地名数据库，并非直接将地名普查表录入电脑那么简单，而是以地名基本要素为主线，纵向贯通、横向串联如同“家谱”一样；图录典志的编写也应继承与创新并举。

　　地名信息化建设是“二普”的主要成就

　　信息化建设不是简单地将地名录入电脑，而是要建设“一库两平台”

　　谈及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数量无疑是最为直观且首要的体现。

　　虽然辽宁省普查地名总数仍未出炉，但有部分地区早就进行了地名普查试点。2010年至2012年，辽宁省作为全国两个既沿海又沿边的省区之一，以29个相关县（市）区投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据这29个沿海沿边县（市）区统计，所普查地名的总量，比“一普”成倍甚至几倍增加。

　　那么，在两次地名普查相隔的30年间，地名的激增主要在哪些领域呢？

　　“与天地万物一样，地名增减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地名学者、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商伟凡说，30年里，山、河等自然地名很少变化，地名数量的增长主要在人文地名，但行政区域类的乡镇名称反因精简而减少。“一普”时，国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公有企事业单位不多，私营单位大多还未产生，人工建筑物数量也有限，且规定的普查对象仅是其中“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并起地名作用的”。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加快，“二普”地名的大量增加，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当然，地名普查的成果并不拘泥于数量的增加。与“一普”相比，“二普”的重点还在于地名成果的转化和利用，特别是地名的信息化建设。

　　对地名这一人类不可缺少的公共信息资源，按区域、分种类的大量存储、便捷检索和广泛使用，堪称我国几代地名工作者的夙愿。30年前开展“一普”时，人们尚不知计算机为何物，手工操作贯穿于地名普查的全过程。记者在锦州、朝阳等地看到，装订成册、保存完好的“一普”四项成果，除文字概况是油印或铅字印刷的，地名图完全是手工标注，地名表、地名卡片也全部是用钢笔一笔一画抄录的。

　　那时候，要跨地区查找一个陌生地名，几乎等于大海捞针。由于全国各地的地名工作进展不均衡，较大范围的地名数据难以汇总，地名的更替状况也不能及时掌握，国家关于建立县级以上四级地名数据库的设想举步维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明确提出，要利用现代手段保管地名档案，建立完善地名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积极推进地名信息化建设。

　　辽宁省各市在摸清地名底数的同时，注重对所普查地名及地名标志的属性、图形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准备依托这个地名数据库建立两个平台：一个针对内部应用，方便地名管理；另一个则针对社会服务，方便百姓查询。其中朝阳市的地名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2005年被评为“全国地名数字化示范城市”，2014年被列为“全国地名地址数据库建设试点示范市”。

　　朝阳市从2002年开始建设单机版“地名地址数据库”，随后结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发网络版“朝阳市区划地名地址管理系统软件”，构建以边界线地图数据库、地名地址数据库、行政区划数据库为主体的综合性地名地址数据库，实现各项管理、管护和执法的数字化，使全市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