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揭示了风险社会的发生机理。自反性现代化这一社会变迁进程置换了刑法的社会基础，使其发生了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它改变了刑法的基本任务，使之不再是保护法益或维护规范的有效性，而是依循风险刑法的规范逻辑去抗制风险；它还重新定位了刑法的价值取向，使之不再仅包括自由与秩序，而是在秩序价值的基础上追求自由与安全的平衡。深入阐释自反性现代化的刑法意义是发展风险刑法理论的必由之路，从宏观社会学到理论刑法学的知识路径是发展风险刑法理论的优先选择。

　　关键词: 自反性现代化   风险社会   风险刑法   知识路径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公共风险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和政治决策议程，应对现代风险已不再是一个待决的社会议题，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国家行动。在我国，包括刑法(含修正案八)在内的有关立法实践向刑法学者们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对于已经调整的有关刑法规定如何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如何建构一种妥当的刑法理论以对今后类似的立法进行评判或指导?立法上的及时性和理论上的滞后性似乎名正言顺地合力催生了风险刑法理论。不过，当下中国刑法学界关于风险刑法的一般性研究的热度似乎已经有所下降，这应当被看做是一个好现象——我们早该静下心来考虑一个被忽略的根本问题：究竟应当依循什么样的知识路径展开研究才能正确地发展风险刑法理论?笔者认为，深入阐释自反性现代化的刑法意义是发展风险刑法理论的必由之路。有学者指出：“当前有关风险刑法的研究表面看来热闹非凡，但基本上流于意气之争，争论双方都过于关注自身立场的表白，急于给争论的对手贴标签，而忽视了风险社会的语境给刑法理论的根基带来的影响与挑战。”①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认识到既有的风险刑法理论“最根本的谬误在于，未全面了解贝克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②但对于自反性现代化的刑法意义的探讨仍有必要继续深入。

　　本文拟对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创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构造逻辑进行阐释，进而展示自反性现代化对于现代刑法在社会基础、基本任务、价值取向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试作风险刑法研究之宏观知识路径的一个探索。

　　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构造逻辑

　　(一)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及理论地位

　　“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贝克社会学理论中的基石性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也有译为“反思性现代化”，但从其理论整体语境及贝克本人解释来说，译为“自反性现代化”更准确。贝克强调：“‘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可以与一种根本性的误解区分开来。这个概念并不是(如其形容词‘reflexive’所暗示的那样)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③

　　在贝克那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具有基础性意义。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的序言中宣称：“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④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性意义不限于风险社会理论，贝克指出：“一般来说，反思的现代化理论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风险社会理论、加速个体化理论和多维度全球化的理论”。⑤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揭示了风险社会、加速个体化与多维度全球化共同的发生机理。

　　贝克提出了一种社会形态的独有划分，他以现代化发生方式的不同区分出了前现代社会、(古典的)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贝克把从前现代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变迁过程称为古典现代化，而把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过程称为自反现代化。贝克解释道：“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⑥前者是第一现代性，后者被称为第二现代性。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个体化理论具有基础性意义。贝克指出：“个体化理论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⑦由于自反性现代化这一进程的发生，欧洲社会逐渐进入第二现代社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种自给自足的人的形象被消解了，代之以制度化个体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化。贝克解释道：“……与以往相去甚远，个体如今必须部分地为自身提供规范或指导方针，通过自身的行动把它们引入自己的人生中来。”⑧这种自主人生总要面临或隐或显的危险状态，是一种“有危险的人生”⑨。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正在变成第二现代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⑩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理论的提出也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一现代社会经过自反性现代化的过程所进入的是第二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世界风险社会。”(11)世界风险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社会，它包含了风险的全球化及风险应对的全球化。贝克曾把世界风险社会理解为“作为被动政治化的生态全球化”。由于生态危机开始被人们意识到，“……人们可能第一次感受到人类的共同命运，由于所形成的威胁在无限地扩大，人类世界主义的日常生活意识被唤醒，甚至人类、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界限可能被取消：风险造就社会；全球风险造就全球社会；这一切都表明了世界风险社会观点的正确性”。(12)由此人类迎来了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这个概念意味着，在描述的意义上，“作为世界风险社会的驱动机制的不可消除的多样性之现实，而不管这种现实是否被忽略、被妖魔化、被接受或者被转化为有效的全球政策”；或者在规范的意义上，“有关哪一种世界主义思想是可能的或者能够、应当被实现的提示与原则变得可见了”。(13)

　　(二)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意旨

　　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意旨主要体现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机理上。古典的工业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社会神话的笼罩之下：“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14)但是，这样一种现代化并不是因为其失败——恰是因为其成功——而走上了颠覆自身的道路。在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规划中所蕴含的危险，最初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但工业社会越是成功，这种危险就随之越是增大，终于再也无法被掩盖下去。“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15)“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16)

　　工业社会的危险越是被忽视和掩盖，它就成长发展得越快——因为缺少社会性的阻碍措施，形成风险的社会爆发在所难免。“对于风险来说，再也没有比否认它们更好的腐殖土了。”(17)比如，人们为了出行和运输的方便发明汽车，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快捷的火车、飞机也被发明出来；较低速度的交通工具无疑也包含着危险，却被通过不断提高的最高安全时速合法地容忍下来——或者说制度化地容忍下来，但是当列车倾覆、飞机失事频频发生，技术风险就无从遁形而实现社会爆发。

　　风险的社会爆发是工业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的一个外部表征，但内部肇因则是工业社会单向度地追求永远“进步”思维与其现代化规划的僵化及局限之间的深层矛盾。一种容易发生的误解是把技术风险造成的大规模人员死伤理解为是其变得众所瞩目的原因所在，而在贝克看来，“不是死亡和受伤的数量，而是死亡和受伤的一个社会特征，其工业的自生性(self-generation)导致宏观技术灾难成为一个政治问题”。(18)另一种可能的误解倾向于把风险社会单纯理解为是反思性的，但“反思性”显然对各种社会都可以成立，贝克就此曾明确解释道：“反思现代化包含两个要素：通过进一步的成功现代化(它对危险惘然不知)而对工业社会本身的基础造成的如反射般的威胁，以及认识的增长和对这种情景的反思”。(19)

　　(三)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论响应

　　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那里得到响应与发展，但吉登斯更注重在“社会反思性”的意义上来解释自己的理论。吉登斯把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称之为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由于人的行为所致的“人为不确定”成为当下的重要社会特征。“人为风险是人类对社会生活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它带来的不确定(以及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新的。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20)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吉登斯把当代社会的三大基本发展归结为全球化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后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以及社会反思性的扩展。(21)吉登斯指明了社会反思性扩展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反思性的增加是推动知识与控制分离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为不确定性出现的主要原因”；“社会反思性的发展是几乎没有任何共性的多种变化出现的关键因素。”(22)吉登斯的主张无疑是对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积极声援，与贝克更多地在生态危机等技术风险语境来讨论风险社会不同，吉登斯更注重探讨的是制度风险，他深刻展示了制度自反性的内在机理。(23)

　　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则从三个方面发展了自反现代化理论，他主张在该语境下，衰落的社会结构正在广泛地被信息和沟通结构所替代；他开拓了自反性之审美维度的观察，这不仅关涉高雅艺术，还囊括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美学；他还把审美的自反性这个概念扩展到更具解释性的方向上去，尝试着阐明在晚期现代性之共同体中重现的个体化现象的本体论基础转换。(24)拉什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丰富了对风险社会的认识，开辟了不同于贝克、吉登斯之制度主义理论进路的新视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