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首先对我国现行的惠农直接补贴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将惠农直接补贴分为挂钩补贴和非挂钩补贴。在利用西部3省271个县2009年到2012年的数据，对贫困县区、特定农作物生产县区等3个类型地区农民获得的惠农补贴水平进行估计后发现，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获得惠农直接补贴的相对水平最高，而特定农作物生产县农民获得的补贴最少。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省份、不同类型县区农民获得的非挂钩补贴具有显著的差别。在非挂钩补贴上，各省都对贫困县区农民有所倾斜，但倾斜力度有所不同。

　　［关键词］直接补贴；贫困县；特定农作物生产县；转移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1-0104-05

　　［基金项目］本研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

　　［作者简介］巨源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现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联合培养；左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引    言

　　我国的惠农补贴经历了从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转变，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开始于2001年旨在降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负担的“两免一补”政策。随后，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等一系列政府对农民直接补贴政策相继出台，补贴政策的范围逐步扩大，直到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系统初步建立，形成了现行的惠农直接补贴体系。自从各种直接补贴的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广义的惠农直接补贴涉及农民的生产、生活、福利等各个方面，而惠农直接补贴政策由政府各个部门分头制定。正因如此，目前关于惠农补贴的大部分文献多停留在对粮食生产、养老福利等某一项惠农补贴层面进行的评价和研究上。其中，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农业税费的减免和粮食直接补贴等狭义的惠农直接补贴。如周应恒等学者分析认为农业四项补贴政策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的效果。［1］刘克春的研究发现以生产为导向的惠农补贴可以提高主要依赖农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钱加荣等的研究也认为农业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提高有积极影响。［3］除了保证粮食安全等传统问题，农业补贴也是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手段。秦富等坚守国内对农业的补贴等支持，是主动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加剧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4］ 陈飞等的实证研究发现，惠农补贴对农户租入土地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促进土地流转。［5］另一些学者对包含福利在内的惠农补贴进行了研究。如孙健、 申曙光，［6］薛惠元，［7］封铁英、高鑫分别就“新农保”政策执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8］朱俊生，［9］梁春贤，［10］黎瑞等，［11］在“新农保”政策的需求、运营、效果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于文超、殷华对“家电下乡”进行了政策评估。［12］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烦琐而困难，仅有个别学者从中央财政层面对惠农直接补贴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研究。［13］

　　从某一政策对农补贴进行研究固然可以在某一方面得到较为深入的分析，但难以全面了解直接惠农补贴体系的全貌。这直接导致在我国涉农政策已经完成从“取”到“给”转变后，很难较为清晰地理解惠农直接补贴“给”的具体情况。本文则从地方层面对农民获得惠农直接补贴的情况进行研究，尝试研究惠农补贴给农民带来了多少补贴，补贴有什么样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