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带动贫困减缓的同时，自1986年起，实行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脱贫攻坚行动，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以及自2013年开始的精准扶贫。依靠易地搬迁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手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人口在13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时至今日，扶贫已进入深度贫困的攻坚阶段。截至2016年底，按照现行标准，我国依然存在4335万深度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的老、少、边、穷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客观认识并精准识别深度贫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前提。

　　近十年来，对贫困的认识已经从单一的收入贫困发展到包括能力贫困、环境限制、权利剥夺、文化差异等维度在内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精准识别深度贫困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贫困瞄准要从能力贫困入手；二是贫困分析要突破静态的截面研究思路，以动态的思路和方法区分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关注贫困人口在不同时期贫困状态的变化过程。以这两个标准，可以界定深度贫困的基本特征是“贫困程度深且长期陷于贫困状态”。“贫困程度深”指的不仅是物质匮乏，深度贫困人口在投资理财意识、教育机会、饮水卫生及健康、社会资本、社会排斥等能力指标上均落后于平均水平。“长期陷于贫困状态”指的是无力摆脱目前的匮乏处境，即使暂时脱离了贫困状态也很容易返贫，同时由于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亚文化”的影响，贫困人群的后代极易陷于贫困，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递特征。

　　深度贫困人口为什么会陷入长期持久的恶性贫困循环状态而难以摆脱？为什么在我国已经进行了长期大规模扶贫行动，且经历了2013年开始的精准扶贫以及2015年的几次“回头看”，贫困人口基本得到精准帮扶的情况下，深度贫困人口依然存在？从具体情况看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没有劳动能力，导致“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因病致贫与返贫现象。这种情况在剩余贫困人口中的致贫比例从2013年的42%上升到现在的44%，涉及1200多万个家庭。虽然目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互助医疗制度建立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但没有实现精准化瞄准和管理，降低了扶助效果。

　　其次，有劳动能力但不认为自己贫困，没有脱贫的愿望，或者有脱贫愿望但缺乏脱贫的勇气和行动。由于对待事物的认知不同，部分贫困人群满意于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或者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受文化习俗、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对贫困产生了自适应和自我维护，缺乏走出困境的勇气和想法。这种文化属性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等其他属性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再次，有劳动能力，有脱贫的愿望，但缺乏谋生技能的能力制约型贫困。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知识更新和获取的能力，或者没有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贫困人群缺乏专门知识、没有专有性人力资本，无法在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