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人类表现世界的独特方式，不仅包含了对现实情态的描摹，还囊括了作家对世界多向度因子相互交叉、对抗的思索。草原文学作为一种以草原历史为依托背景，反映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的文学作品，与北方各游牧民族同生共长，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交流，古来有之，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近百年来，随着各民族间，跨文化交流地日益深入，草原文学也呈现出艺术语码的多重性和表现手法的多元特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而举足轻重。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主流还沉浸在不可遏抑的“现代性冲动”之中，这时诸多的老一辈草原民族作家在积极拥抱时代大潮，并努力将个体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在日益繁荣的经济大潮之中，身份的焦虑这个业已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在中国也日益凸显。随着现代性车轮的滚滚前行，浩莽草原也无法保持遗世独立的高洁姿态。藏族作家阿来最先感受到草原上身份认同的焦虑，他把目光凝聚在曾经安宁，却在多元文化的侵袭之下蠢蠢欲动的嘉绒村落。在写于1982年的作品《红苹果，金苹果……》中，阿来部分的展示了尚未完全萌动的乡村景象。虽然，阿来的写作也没能脱离文革结束之初公式化、口号化尚未从文学中褪尽的特征，但是在文本的缝隙之中，却展示民族认同和身份焦虑的端倪。作者用头发“不是……而是……”；“ 才不穿”，这样孩子气的语气描述少女泽玛姬对城乡、民族、文化的对比与选择。这个敏感又自强、自尊又自卑的藏族、农民少女，在某种意味上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草原民族身份焦虑的缩影，同时也昭示了草原民族在多元文化面前保有民族纯粹时的惶惑无力。在他的另一个短篇《猎鹿人的故事》中，主人公身份的焦虑被书写的壮烈而凶猛。桑蒂因为女友在汉族家庭中跟他分手，并骂他是“蛮子”，一怒之下割掉了女友的鼻子。在这种血性的爆发背后，隐藏着多重“他者”的认同危机：民族认同（桑蒂是藏族，女友是汉族）、文化认同（桑蒂是“藏蛮子”，女友是文明人）、城乡认同（桑蒂家在乡村，女友家在城市）的多重危机。藏边青年桑蒂的在爱情中的激越与苦痛，也可以理解为相对落后的民族、文明面对主流、先进文明时的无所适从与脆弱。阿来在遵循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基础上，揭示多元文化之中民族身体认同的真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