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为何久盛不衰？为何西方有些人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除了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挥之不去的黄祸以外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简称《中国叙事》）一书中，对西方这种类似精神分裂型的对华观念，进行了深刻、系统和独特的解析。其基本论点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表述，与其说是对真正的中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基于西方自身社会话语中的所谓“自传性”。西方集体潜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具体说，就是“欲望助长了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渴望，而后者又反过来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实现”。最终，“知识丧失其貌似的纯真，显露出与权力的纽带关系”。由于中国在西方认知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西方的“中国叙事”中，常常出现中国“威胁”和中国“机遇”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的共生状态。

　　《中国叙事》一书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绝或简单的批判，而是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虽然此书属政治学类，但却涉及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科学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涉猎面极广；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紧扣，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西方学界中的强势的学术种族主义悲情式的抗议和无奈的咏叹调之混合体，对于西方学界的傲慢与偏见，萨伊德的手段是彻底毁之而后快。相比之下，《中国叙事》则是以西式“工具”，对其进行CT式扫描或外科手术式的解析；它以西方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他们自认为是理性、科学、并占有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视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叙事》比《东方主义》更胜一筹。

　　（秦风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