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核心功能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过分突出理论，则会使文献学研究成为空中楼阁。偏于注重考证，则会使文献学研究容易遁入琐碎。因此，如何将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当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学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崔富章先生身体力行，其《版本目录论丛》正是对这一目标的切实践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守先待后，收功显著，诚为古典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的典范之作。该书以版本学、目录学为理论基点，应用于《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乐律全书》《訄书》等个案研究之中，正本清源，考镜源流，追根溯源，廓清了上述个案之中的很多重大学术问题，使得《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等研究回归正途，推向纵深。

　　一、正本清源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三大支柱——版本、目录、校勘三门学问中，版本研究是前提，是基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殿军之作，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学界已取得广泛共识。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云：“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就笔者的体会而言，目前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认识仍有两个重大误区。

　　一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版本源流尚存在根本性的偏差。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陆续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系统加以探究，如傅以礼、洪业、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等，但他们对浙本与殿本之间的关系探究仍是纠葛不清。其中影响最大的谬说，即将乾隆六十年的浙刻本说成翻刻武英殿本。不廓清这一问题，无疑会严重制约《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深入。崔富章先生在《〈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等文中，通过重新解读旧材料，深入发掘新材料，总结出《四库全书总目》的三个版本系统，即浙本系列、殿本系列、其他，并论定浙本早于殿本，殿本后出，最为成熟。这一实证性结论从源头上廓清了之前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认识误区。

　　《总目》有多种残稿本传世，为研究《总目》纂修过程提供重要参照，但是必需首先确认其撰集时段。“关于上图、国博稿本的抄成时间，学界有过不少讨论。最早研究上图稿本的沈津先生及首先介绍国博稿本的黄燕生先生先后做出过推测，然皆未得其实。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崔富章先生。他发现上图稿本中收录五种尹会一著作的提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尹会一著作因涉及文字狱而遭到禁毁，故此稿本抄成当在此前，应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崔氏的判断与稿本所提供的线索及纂修档案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实为不刊之论。”（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

　　另一个问题则是，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混为一谈，以至于习非为是，反映了研究者目录学知识的缺乏。不厘清这一问题，便会使我们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成书过程不能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崔富章先生在《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一文中，利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众，命为《四库全书》”的记载，指出“所谓‘系以提要’，即在万余种图书之开卷副页右方，各粘贴《提要》一篇；所谓‘辑成总目’，则是将万余种图书提要抄出，会辑而成刘向《别录》式的《总目》一部”。作者还指出，“《总目》好似一座大厦，《提要》乃建筑砖石，此外还有总序、小序、按语等梁木结构”。这一结论无疑是建立在作者深厚的目录学修养之上的，一扫学界之前的认识误区，对于学界认识提要、《总目》的成书过程是一个重大的推进。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辨析诸本提要，得出可靠结论，即《四库全书总目》代表四库提要的最高水平，为今后提要的利用者指明了方向。

　　此外，《〈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一文也是作者利用版本学、校勘学实现“正本清源”的典型案例。崔富章先生指出，1983年3月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楚辞补注》点校本所使用的底本并非康熙元年（1662）毛晋汲古阁原刊本，而是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重刊本。类似这样的案例分析，对于当前的古籍整理工作无疑是有指导作用的，这也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古籍整理精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