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自称“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顾炎武五十岁那年，也就是1662年，发生了很多事。南明永历皇帝遇害，郑成功病逝，李定国病逝，鲁王朱以海病逝，明朝复兴几无可望。于是，顾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经史研究当中，以求发明大义，明道救世。他一再强调所著《日知录》是为后之兴王所准备的：“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日知录》自序）这与孔子于获麟之后，自叹“吾道穷矣”，然后“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顾炎武此时可谓与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当年作《春秋》之事成了他效仿的对象。

　　由此在群经之中，顾炎武对《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说“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日知录》卷七）。顾炎武对《春秋》的重视，也正与其治学宗旨及其对《春秋》的认识紧密有关。顾炎武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而通经的治学路径，开乾嘉学术之先声。但顾炎武的学术旨趣实与乾嘉之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主张“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亭林文集·生员论中》），也就是说，通经致用、经世济民才是顾炎武治学的终极目标。顾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此说固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批判，但同时也表达了视经学为义理之学的观点。

　　《春秋》在顾炎武看来恰恰是一部“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是一部孔子寄寓大义规范后世的经书。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这里，顾炎武明确表达了不屑只为考据、训诂之学的学术旨趣，更表明了他对《春秋》一经的认识。

　　但顾炎武又强调“圣人之经平易正大”，“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日知录》卷四），认为《春秋》并无前儒所说的那么多繁杂的义例，孔子只是在鲁史的基础上进行删削，很多时候是直书而义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