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后德国借统一的优势，及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迅速完成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到1913年，它已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经济实力和军力不断增强的德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调整阶段却错估了世界形势的发展方向。而1914年一战爆发时其腹背受敌的海陆安全困境，追根溯源则要回到1890年3月首任帝国宰相俾斯麦去职后，被誉为“新航向”的德国对外政策以转变俾斯麦时期亲俄传统为标志，一方面放弃不介入巴尔干事务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斩断同沙俄的安全联系并积极向英国靠拢，以错误的利益逻辑研判形势，最终导致德国安全利益重大受损。

　　东部边界安全困境：

　　主动安全与被动安全的倒置

　　俾斯麦曾言：“巴尔干问题不值得德国为其浪费一兵一卒”，“政治成功的秘诀在于同沙俄签署一个有利的协议”。然而其继任者们显然没有正确理解其中的深意，他们对自身安全利益内在逻辑认知的缺失，误将过去的主动安全转化为被动安全，把本国安全寄托于某个安全领域的外交同盟协议，最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沙俄一直以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国家的保护者自居，同沙俄接壤的德国与巴尔干半岛诸国间原本有奥匈帝国作为隔断。虽然德奥同盟对于德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然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并未把自己东向陆上安全之宝全押于此，而是不厌其烦地构筑德、奥、俄三皇同盟，在三皇同盟崩溃后更单独同沙俄签订《再保险条约》。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在1878年因巴尔干斯拉夫民族问题大战一场后，受国内工业化进程拖累与军事准备不足，一时对巴尔干地区有心无力。新上台的德国精英们则认为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德奥一致的举措将大大巩固德奥同盟，其给德国安全带来的保障能够弥补因巴尔干问题同沙俄交恶所带来的损失，遂决定切断同沙俄的安全联系，一边于1890年7月1日同英国签署《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另一边又任由将于当月中旬到期的德俄《再保险条约》废止。而沙俄在同年8月德皇的到访中不仅未获得巴尔干问题和近东问题的书面承诺，次年又传出德国欲借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续签之机拉拢英国成为第四签约国的谣言，这使沙俄有理由相信自己西面的邻居将不再延续过去的亲俄政策，也让俄国人深忧以往德国的巴尔干事务原则行将告终。

　　主动安全与被动安全的倒置，使得德国主动分担了原本由奥匈帝国独自背负的沉重巴尔干包袱，为德国东部边界安全埋下定时炸弹。沙俄鉴于此时着力谋求本国工业化和积极向远东扩张，为力保本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和巴尔干局势的稳定，与奥匈帝国于1897年达成协议冻结巴尔干问题。1904年日俄战争败北后，东望无力的沙俄只好西顾，与德国本土安全利益本不相关的巴尔干民族问题再次发酵，德俄关系随之逐步紧张。最终在1914年7月德国给奥匈帝国开出支持其在塞尔维亚一切行动的“空头支票”。与20年前相比工业化和铁路建设程度大大提高的沙俄，这次不再坐视“巴尔干斯拉夫兄弟”受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引起了俄、德、法三国间的连锁反应，一战的大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