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8月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842起。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仍然最突出，达到680起。

　　在笔者的印象中，八项规定所涉问题中，属违规配使公务用车问题改革呼声最高，讨论时间最长，措施起步最早，舆论期待最大。去年7月，中央还专门印发关于公车改革的两份文件，《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公车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迄今赫然列名于“问题最重”之中，不能不说是凸显“改而难革”的窘迫。

　　首先是改革的问题意识，即“改什么”发生了变化。公车改革初期，公车使用之乱在于与公务行为需求完全无关的“滥权式”私用。对当时此种情况的改革必要，从社会舆论到改革主体，甚至改革对象自身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经过数年整改，上述行为得到有效控制，而解决与公务行为需要粘连程度较高的“福利式”公车问题就明显急迫起来。然而微妙的是，公车改革焦点由“滥权”变为“福利”后，曾经形成的高度共识被打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改革者和被改者都“不理解”“不情愿”的局面。

　　次一个变化就来自于改革对象。有人会说，改革对象嘛，利益受损，不情愿正常，情愿才是不正常。其实不然。公车改革之所以极大牵动社会关注，是因为它恰好是作为法治关注的“规范权力”问题与作为经济关注的“三公经费”问题这两大领域的交叉点。正是“大家，特别是作为改革对象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心里都能理解”的共识，推动了强烈的改革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改革效率。而如今这种共识在多个层面上出现了断裂。

　　比如在利益层面上。有媒体报道某地武警系统某单位，按该单位核定车补，多数职工出勤出差只好“倒贴钱”；某单位，基层职工与处级以上干部的利益选择截然相反；一些地方“公务出行多而级别低的拿得少，公务出行少而级别高的反而多拿”的情况也在改革公正性上备受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