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虽然已经过去6年多，但世界经济仍然复苏艰难，新的危机隐患又在积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规则缺失则加大了危机的频率和振幅。

　　70多年前，美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券在握，而自己坐拥世界3/4的黄金储备，便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以结束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和各国间的货币角逐，建立以其为首的国际经济秩序。会议确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通过了外汇、资本、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性贸易组织等治理平台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对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资本主义再度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存在先天制度缺陷，加之美元危机不断爆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28年后就瓦解了。取而代之的牙买加协议苍白无力，既取消了黄金官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又仍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对各国的纸币超量发行束手无策。这是导致后来经济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

　　实体经济领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并不比金融领域完备。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4年只完成了早期收获协议。诸边（多边中的部分成员）的服务贸易协定和环境产品清单等谈判、信息产品的扩围以及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磋商遥遥无期。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较快，跨太平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东盟和中日韩、澳新印的自贸协定有效推进，不仅市场大、覆盖领域广，而且内容从边境政策向国内宏观调控扩展，回归多边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但是，多边投资规则处于相互掣肘的碎片化状态。随着中美投资协定文本的初步达成、中欧（盟）投资协定的同步推进，人们期待着一个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诞生。

　　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或再塑，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经过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总体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近30年来，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群体之一。但在这一大趋势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东升减速、西降反弹”现象，西方在教育、科技领域总体仍有明显优势，在新一轮人工智能的工业革命中也居领先地位。总的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复苏进程中出现分化，国际贸易增速减缓，跨国投资迟迟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些因素增加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进和规则重构的复杂性。

　　国际规则重构的核心内容是如何适应新领域新诉求。例如，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贸易开放成为一个新领域；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将电子商务的跨境交易提上议事日程；各种国内规则和技术、卫生、劳工、环境标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乃至监管方式、执法行为等，这些内容宽泛的议题正在取代传统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成为规则博弈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