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富强。尽管各国农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但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也不完全相同。在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政策有机协调？如何整合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源？如何平衡公共建设用地需要和个人权益保障的矛盾？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体现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作用？他国的经验不妨作为一个参考。

　　自1972年以来，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略微高于城镇居民。但此前的日本并不是这样，1960年前后农民的收入相当于市民的60%，再往前追忆到1930年，则是35%左右。日本是如何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的呢？基于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

　　依靠科学的理论指导农业发展

　　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在日本很快扎下了根。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国家重视农业不可能刻舟求剑地模仿古代，必须形成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思路。在这方面，日本经历过艰辛的探索过程。总体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农业农村发展比较顺利，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较明治维新前有很大提高。但1918年出现了“米骚动”事件，接着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多重因素作用下，从1926年起，日本农业出现危机，在1929—1931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叠加打击下，很多农民穷到卖儿卖女的地步。残酷的现实对农业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迫切的创新要求。以往，日本的农业经济理论以立足于农本主义的经验总结为主，也有一些留学西方（主要是德法英）的学者把先进国家的农业经济理论照搬到日本，但都不能为日本农业走出困境提供有效答案。1936年，东京大学教授东畑精一出版了《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一书，标志着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理论从经验走向科学。该书以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提出并分析了推动日本农业发展的“企业家”问题。东畑精一认为，推动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企业家既不是传统小农，也不是传统地主，而是农产品收购商和加工商，这些商人引导农业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但是，推动日本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的还是政府。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手段是向农业生产经营系统注入货币资本。政府向农业注入货币资本的渠道是财政和金融。政府并不是像一般的企业家那样直接使用这些资本，而是交给其“别动队”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用。东畑精一的理论创新得到了熊彼特的高度评价，并成为指导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日本1961年通过的第一部农业基本法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