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长征时二十岁。

　　叶田媛　绘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历时一年，途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宣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

　　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中央以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历史篇

　　童小鹏日记——

　　1935年10月13日

　　走七十里到王家湾。

　　1935年10月14日

　　沿河沟出洞到洪德城(七十里)。此地尚有敌一营固守土围内。

　　1935年10月15日

　　上午休息，下午出发到耿家湾附近之张家坝。(五十里)

　　1935年10月16日

　　到木瓜城附近。(六十里)

　　1935年10月17日

　　至腊子头附近，敌随后追。(六十里)

　　1935年10月18日

　　至铁边城附近。(四十里)

　　1935年10月19日

　　至吴起镇。(六十里)

　　这些地方又有一种特点，便是住的房子，窑洞比较少，但是房子又像是窑洞——内中完全一样——因为它是用石块砌起的。

　　回忆去年的今日，正是出中央苏区的一天，到今年的今日恰恰是一周年了。在这一年当中，走遍了中国西南西北的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陇、陕等十一省，饱尝了各种天险途径与艰苦生活，获得了许多胜利，走过了一万三千里的途程，而在周年时进入陕甘苏区的边壤，这应该算是一件顶光荣而且是突破世界纪录空前伟大的事业！敬祝陕甘苏区获得更大胜利与迅速地巩固发展！

　　《杨成武回忆录》——

　　10月18日这一天，进吴起镇之前，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时，队伍顿时沸腾起来了!

　　“吴起镇到了！”同志们欢叫着冲着跑了下去，看到这个欢乐、热烈的场面，我们都很高兴。

　　是的，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和整个红军一样，经过万水千山，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不少同志流了血，许多战友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

　　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我们早就听说，吴起镇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名将吴起的功绩而命名的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一看，除了一条小河，一排古老的窑洞之外，却看不出有什么纪念吴起的古迹，倒是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们。

　　啊，原来这里挂的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苏维埃！多么亲切的名字啊，见了她，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可不是，自从去年离开瑞金、于都河，无论在巍巍的雪山上，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不管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都惦念苏维埃。如今，在陕北吴起镇的窑洞门口，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名字！

　　《萧劲光回忆录》——

　　1935年10月19日，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是从甘南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市镇，处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一纵队先进了镇子，我们二纵、三纵在吴起镇以西约二十里的地方宿营。吃过晚饭的时候，又接到了进镇的命令，我们即率部队进入吴起镇。

　　透过苍茫的暮色，我们在镇上看到了久日不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不禁心头一热，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的确，离开了自己艰苦创业建立的革命之家——中央苏区根据地以后，每日行军打仗，翻雪山，过草地，不停地走，走，做梦都想有一个落脚生根的目的地，如今终于到“家”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都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还是从中央苏区出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不少同志拄着棍子。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自己像个叫花子，也真不算过分。特别是三纵队，收容了不少老弱病残的同志，还有女同志、家属、小孩，他们经过这样艰难的历程，吃得苦更多，更是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进吴起镇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开始还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主力红军，后来听说我们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凭着两条腿，爬雪山，过草地，涉江河，硬是走了二万五千里路时，人人都感叹不已。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为红军筹集粮食、布匹，为我们烧饭、缝衣。伤病员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历时一年之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

　　到吴起镇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拖着一条“尾巴”——宁夏“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师还紧紧地尾追着我们。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我们的根据地，要坚决“切”掉这个尾巴。到吴起镇的第二天，毛主席召集一、二纵队的领导同志开会，部署了“切尾巴战斗”。他亲自向我们交待了任务，要我们在山川间布置一个口袋阵，让敌人钻进口袋后歼灭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梁起伏，大川沟壑纵横，地形很有利于打伏击战。我们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一纵队在正面，我二纵队在左翼。大家憋足了劲，准备狠狠打它一下。但这一仗收获不算大，原因一是敌人发现了我们有埋伏，掉头就跑；二来他们是骑兵，跑起来快得很，不容易追上。结果只消灭了大约一个团得兵力。我们的红军战士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下降，但革命精神丝毫不减。特别是今天背靠根据地作战，更加斗志昂扬。战后大家觉得还有些遗憾，觉得只敲掉他一个团不够过瘾。这仗以后，这股骑兵再也没有跟踪，“尾巴”切掉了。

　　☆现实篇

　　提到陕北，脑海里蹦出的，是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是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是热情洋溢的秧歌唢呐，是香气四溢的肉夹馍……当然，还有著名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吴起镇、长征、红军，这些词想必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从中学到大学，不论是课本还是各类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对相关历史的描述。

　　可除此之外，我们对吴起这座陕北小镇，还有哪些了解？如今的吴起什么样，长征给吴起留下了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祖国的东海之滨，西去现在已是县级行政单位的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寻访红军当年留下的痕迹。所见所闻，有一些“出人意料”，但收获更多的是思考与感动。

　　——本报记者　马松　见习记者　吴頔

　　2016年9月6日　阴

　　向东、向西各看一眼，小县城尽收眼底

　　坐上从西安开往吴起的大巴，我打开手机地图看了一眼。这个陕北小镇，好像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出行目的地中，最西的地方了。

　　西安到吴起的450余公里公路，车不多，但崎岖，加上雨天路滑，控速慢行非常必要。随着大巴渐渐驶出城市，高楼少了，丘陵多了。除了零零星星的窑洞，不时出现的干涸溪流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回忆起来时的飞机上，飞机从云层中穿越而出时，从舷窗朝下望去，大片土地是苍凉的黄色。

　　同行的伙伴告诉我，吴起不仅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之地，还是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县。而它的主要经济支柱，是石油产业。

　　驱车进入吴起，老远就能望见胜利山。司机向我们介绍，依山而建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已成为吴起的地标。两侧山坡上的绿树，的确是茂密了起来。“最近两年国际石油价格不好，吴起经济跟着回落。前几年，在开发区和石油城上班的人，日子过得挺不错。”

　　出租车司机将我们送至宾馆。到了22楼房间，打开窗，向东、向西各看一眼，小县城便尽收眼底。与宾馆一样高耸的其他各式大楼，集中在城南边，北面山坡上，坐落着许多陕北特色的窑洞民居，横在中间的，是一条近乎干枯的河道。据说这条“干河”存在的情况已持续多年。每到春夏短暂的丰水期，河里水也很大，但过后就变得干枯。

　　在吴起的第一顿饭，已是晚餐。沿县中心的长征街小走几步，一家门面并不大的川菜馆，吸引了我们。微辣的烤鱼、宫保鸡丁……以“上海口味”评价川菜，吴起的这顿川菜“靠谱”。在习惯面食的陕北腹地，在他们的“南京路”上，一家川菜馆得以立足，让我此前对吴起老区的莫名“心疼”打消了很多。“别看这里交通并不十分方便，但与外界的沟通还不错。”我们交流着。

　　2016年9月7日　晴

　　羊肉臊子剁荞面，最香的一顿饭

　　早晨在酒店下行的电梯中，走进两位身材健硕的老外，让我暗暗吃了一惊。

　　吴起虽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但除了与此相关的长征胜利纪念园与红色旧址，并无其他可称得上景点的地方。加上交通也并不便利，连中国游客都不多见。两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此，有何贵干呢？

　　在疑惑的同时，他们的着装也吸引了我的注意：虽已是初秋，但白天艳阳高照下的吴起并不寒冷，我尚且穿着短袖，这两位强壮的外国人却套着皮夹克，脚蹬皮靴。

　　其中一位指着电梯窗外的胜利山用英文说道：“那是一个纪念碑吗？”另一位耸了耸肩。

　　我接上了话头：“是的，那是为了纪念长征。你们知道长征吗？”

　　“当然，我们就是为此而来。”

　　我还想继续追问，电梯却已到了一楼。酒店门口，一群摩托车骑手整装待发，他们二人匆匆出了门，戴上头盔，跨上摩托车，发动油门呼啸而去。车队驶过门口的胜利大桥，很快消失在胜利山下的隧道中。

　　这些人来这里，是不是也带着和我们相似的目的呢？

　　从门前的长征街出发，我们去拜会吴起县档案局局长乔明。还没走进办公室，就听见两个浓重的陕北口音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原来里面还有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老人似乎听力已经减弱，配戴着助听器，乔明时不时凑近他，大声重说一遍。

　　乔明拿出一本厚厚的材料：“上面让我们报计划，我想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方案，拿不定主意。今天您正好来，想听听您的意见。方案一看起来最全面，最合适，可是牵涉到当地一户现在还住着人的群众房屋，要稳妥处理。方案二是……”

　　他们讨论的，是近期即将开展的吴起县长征遗迹遗址保护工作计划。

　　原来，这位老人是原吴起党史办主任蔺治中，今年已经75岁了，由于长期从事历史发掘与保护工作，被不少老百姓称为吴起革命史的“活百科”。

　　长征遗址清单上，有一户是老乡张廷杰家的房子，蔺老已走访多次。他告诉我们，81年前，红军大部队抵达张湾子村。那晚，老乡张廷杰让妻子做了一顿羊肉臊子剁荞面，在家中招待红军首长们。毛主席一口气吃了三碗。饭后，主席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一年喽！长征路上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哟！”

　　剁荞面是陕北人招待客人和逢年过节时的传统美食，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老百姓的餐桌上，早已不缺少丰盛的食材。那天中午，在乔明的盛情邀请下，我们也体验了一回正宗的陕北剁荞面。曾经的配菜羊肉臊子，成了一整碗大块大块的羊肉。乔明说，羊肉是吴起的特产，当年红军来到吴起，前后短短的13天里，老百姓们就为红军筹集到570只羊。

　　饭后，蔺治中与乔明告别，他们还要回去分头继续研究。

　　乔明并非红军后人，蔺治中也不是。但他们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有着当年红军的遗风。长征给吴起留下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2016年9月8日　晴

　　“没有忘记他们，就够了。”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地方，吴起并不是红军和红军后人的聚居大县。毕竟，1935年之后的中国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在吴起安家落户的中央红军，总共只有12位。已故老红军王新佳就是其中之一。

　　下午，我们来到了王新佳的后人、62岁的王会富家中。

　　老王话不多，微胖，略显杂乱的发型和偶尔发出的哈哈笑声，显露出他作为陕北汉子的爽朗和沉稳。倒是妻子王冬花对公公的事迹更为了解，陕北婆姨的滔滔不绝不似家常八卦，她嘴里的“故事”，件件有根有据。

　　“半年前我和老年大学的老干部们一起参观了纪念馆，居然发现墙上有我们家爸爸的名字。以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真是太自豪了！”家里出过一位老红军，是王冬花所在的大家族人尽皆知的事情。但当看到“王新佳”的名字被镌刻进历史的那一刻，不免再次感慨和动容。这条图文并茂的朋友圈，收到了不少亲朋好友的点赞。

　　“没有忘记他们，就够了。”王会富的这句话连主语都没有，但我知道那是党、是祖国，是人民，还包括今天到访的我们。

　　王会富的家就在吴起县城的北坡上，这里窑洞与普通住宅错落。退了休的夫妻俩将两个女儿和她们各自家庭的照片放在客厅的沙发靠背上、橱窗的玻璃后。

　　“我父亲的墓就在屋后不远的山上，你们要不要去看看？”轻轻擦拭着父亲五十多年前的老照片，王会富提议。他的话虽不多，但带着重要信息——这可是吴起当地为数不多的红军墓！

　　王冬花递上一杯茶来：“小伙子从上海来，爬得动山吗？”

　　我们两人，一个长期跑步，一个常常户外徒步，很不以为意：“走！”

　　这一走，尝到了“颜色”。

　　从王家出发，先经过一群比他们家建得更高的窑洞和住宅。很快，我们就走到石阶尽头，环顾四周，却不见有墓碑的影子。王会富没有停下的意思，头也不回地走进荒山之中。

　　那是一座陡峭的山，且没有路，必须在丛生杂草中开辟而行。我们暗抽冷气——山脚下看起来平缓的山坡，不知是由于视觉差异，还是心理作用，走起来竟然越发觉得陡峭。身边虽有绿树环绕，但脚下的黄土依然松散，不由得手脚并用，时而攀着身边稍显粗壮的树枝，时而俯下身子扶住土地，努力不让自己滑下。

　　王会富走得轻松，脚踩一双旧皮鞋的他挺直着腰板，双手背在身后，如履平地。从远处看，怕是说不准，到底哪一个身影才是“90后”。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发问：“王伯伯，您父亲的墓碑在哪呢？”

　　“快到了，看见山顶的亭子没？就在那旁边。”不问还好，这一问让我深深后悔刚刚自己那声“走”时的不假思索。在初秋渐凉的陕北，即便身着短袖，也已满头大汗。手臂上多了几道被树木划伤的印记，裤子也沾染了不少灰尘。一路的狼狈，让作为朋友圈“发图狂魔”的我，甚至忘记了拍照片发状态。

　　大概是见我一路战战兢兢，王会富主动聊起了他父亲当年的经历。

　　王新佳的老家在江西万安县，1934年，18岁的他从江西出发参加了长征。落脚吴起后，便娶妻生子。他曾是吴起唯一一名外科大夫，精湛的医术和高尚医德，远近闻名。“当时听说我公公是王新佳，左邻右舍都说我嫁到了一个好人家。”王冬花补充道。

　　登上山顶，我们终于站到了老红军墓前。“经五次反围剿、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腊子口……历尽艰辛坚守信仰，1935年到达吴起镇……”透过王新佳老人的碑文，我仿佛看到一位红军战士的英勇身姿浮现在眼前。

　　站在山顶，隔河相望，吴起的地标——胜利山和坐落于此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尽收眼底。这时我才意识到，81年前，就在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头，红军战士俯冲直下，打响了著名的“切尾巴”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前最后一战，也是进入陕北后第一战的胜利。

　　2016年9月9日　晴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在宾馆准备启程返回，从未来过陕北的同事给我们发来微信：“吴起怎么样？”

　　我回头向窗外望了一眼。此刻，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矗立于山上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山脚下，那条叫作长征街的主干道一侧的长征广场上，休闲散步的老百姓络绎不绝。

　　硝烟早已散去，曾经黄土飞扬的贫瘠山坡，也已被茂密的绿树覆盖。这片在革命战争中开创过历史的热土，在新的历史时期，给共和国的建设带来过不少惊喜——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率先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全国百强县……

　　我忽然想起，出发时心里一直暗藏着却又不敢提起的那丝疑惑：红军出发时超过八万人，到达吴起时仅剩几千人，不知有多少红军战士倒在了漫漫长征路上。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此刻，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