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作为一个战胜国，我们却缺少有世界影响的抗战史著作，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多用中文写作，缺少国际交流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大多是用中文写作，主要是面向国内读者，而不太重视国际影响与国际交流。为什么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过去在欧美一直鲜为人知？为什么与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相比较，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欧美学者不太重视中国战场，在其二战史著作中对中国战场一笔带过固然有客观原因，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中国学者不擅长用英文写作历史著作。美籍华人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出版后，在欧美引起轰动，以致有人开玩笑说：“唐德刚、章开源研究大半辈子南京大屠杀，还赶不上这个小姑娘引起如此轰动，真是叫人跌破眼镜。”（章开源《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这既是自嘲，也是实情。因此，今后应多出版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抗战题材外文著作，加强国际宣传和国际学术交流，以扩大国际影响。

　　研究方法较单一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过去，我国史学工作者比较擅长阶级分析和历史考据方法，而对于历史比较、定量分析、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不太重视，而欧美和日本学者恰恰在这些方面比较擅长。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既把南京大屠杀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屠杀进行纵向比较，又和二战时期欧洲国家平民死亡总数及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得出了“即使与历史上那些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的结论（《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这就很有说服力，视野更为开阔。定量分析也是历史研究的常用手法，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精确性。日本社会学家作田启一曾对339名被处刑的乙、丙级战犯的遗书进行研究，他将日本战犯们面对死亡的心情分为四种类型，即自然死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对死无所追究）、代人受过型（相信自己无罪，是代替部下和长官而死）、奠基型（把死作为目标，自己做出这种牺牲）、赎罪型（承认自己犯了罪，承担个人的责任）。从遗书的内容来看，代人受过型占总数的53%，自然死型占29%，奠基型和赎罪型各占9%。（[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由此不难看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极少有人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战时日军对中国人特别残忍，战后日本人又拒不向中国谢罪和忏悔。在心理分析方面，日本学者野田正彰的《战争与罪责》和山田正行的《自我认同感和战争》均值得一提。前者通过讲述八名原侵华日军的故事，告诉人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原本朴实、善良的日本青年是如何“由人变成鬼”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他用解剖刀一样的犀利笔锋，对于加害者的心理分析得淋漓尽致。后者则采用实地考察和口述实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滇西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历史的考察，将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心中的伤痛传达给更多的日本民众，唤起他们的关注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