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性质判断，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定位。大体来讲，有“公民抗争论”和 “颜色革命说”，而这两种性质判断，从政治上讲，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后果。

　　“占领中环“的组织者坚称“占领中环”是一场“公民抗命”运动，因为坚持这一性质认定就可以使这场运动涂上 “悲壮”且“神圣”的色彩，披上具有“正当性”的外衣，这样，就可以更好地鼓动那些并不太懂得“公民抗命”理论真实内涵的人们参与。客观地讲，“占领中环”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煽动学生加入“占中”并使“占中”得以延续上是具有某种“成功性”的。如何揭开“占中”的面纱，让更多的香港市民真正看到“占中”的用心和目的，就需要从理论上对这场自称为“公民抗命”的运动进行分析。

　　香港的所谓“公民抗命”，在西方被称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行为，即在一个民主政治社会中，公民个体或群体以非暴力形式，故意以公开的行为违反与自己的政治理念、道德认同和所信奉的宗教不相符的法律、政策或裁定。行为者自愿接受因此行为而导致的国家制裁。

　　在香港的泛民派挥舞着民主大旗，以所谓“正义”，“悲切”和“勇敢”的姿态表现所谓的“抗命”之时，他们却犯了一个理论上货不对板错误。这就是西方理论中所陈述的“公民不服从”行为的正当性是以现行制度和法律具有“恶”性为前提。而在香港的现行制度和法律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前提下，“占领中环”运动是不能用 “公民抗争”做理论招牌，来破坏香港法治、繁荣稳定和普选的。也就是说，基于香港现行制度和法律的“良”性，“占领中环”即为一种违法行为，并非“公民抗命”意义上的抗争。

　　在厘清了 “占领中环”并非“公民抗命“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再看看”占领中环“运动从始至今的变化，从中不难发现“颜色革命”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