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治理的方向，是要逐步压缩“裸官”的生存空间，借助制度和公众监督，让“裸官”在制度的笼子里无法贪腐。

　　近日，一份“温州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在网上被频繁转发。

　　在任何行业任何职位，辞职不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因为周慧辞掉的是官位，而且是有点分量的官位，辞官者的仕途前景又被周围人看好，于是其辞职就成了周围人眼中的“晴天霹雳”。

　　在人们对周慧辞职的原因猜测中，“裸官”身份是被怀疑最多的。尽管周慧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但如果他没有选择辞职的话，也许很快就会成为“裸官”。所以温州外宣部门，将他的辞职原因解释为“不愿意当裸官”。这个意义上，周慧的辞职，显然与当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裸官”治理紧密相关。

　　中央第九巡视组近日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指出，厅处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而在不久前，广东作为第一个被中央巡视组指出“裸官”问题的省份，数月间800多名干部被调整，其中9名是厅级。监管“裸官”已经成为预防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

　　应该承认，治理行动确有威慑力，周慧的自愿辞职，或可视为例证之一。问题是，大多数的“裸官”依然在公务员序列之内，最多只是从相应岗位上进行调整而已。全国究竟有多少“裸官”，具体都哪些官员是“裸官”，并没有一个透明公开的信息，相应的岗位调整，也更多是在内部悄然进行。除去媒体捕风捉影式的报道，除去类似周慧的辞官，公众对“裸官”及其治理行动，既没有充足的知情权，更没有监督权和参与权。

　　对此，公众难免忧虑：治理“裸官”会不会流于某种运动式的行动？对“裸官”的处理，会不会只是“一调了之”，并无深入调查？或者说，只树靶子不开枪，让贪腐信号从眼皮底下溜走？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来推动“裸官”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化。

　　在明确“裸官”标准的基础上，所有官员是裸必报，隐瞒必惩，凡提必核，建立“裸官”信息库，并且对外公开，这是第一步。其次，“裸官”作为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有必要先行落实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高度关注其配偶、子女海外生活经济来源等问题。

　　最终努力的结果，是要逐步压缩“裸官”的生存空间，借助制度和公众监督，让“裸官”在制度的笼子里无法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