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稳健，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经历了二次和三次衰退、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尽管仍然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但系统性风险基本释放。美国开始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国2012版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重新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现有的IMF、WTO和G20机制有被边缘化和架空的可能。 

　　一、全球经济继续放缓，发达经济体风险基本释放，新兴经济体面临失速风险 

　　(一)美国宏观经济总体向好，结构性调整仍需时日 

　　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总体上比较稳健，没有出现大的起伏。前3季度，私人消费、工业生产、企业利润均保持稳定增长，非农就业人数持续扩张，失业率下降到7.5%以下，通货膨胀温和，联邦赤字好于预算水平。尽管出现了债务上限、财政悬崖、政府部分服务停摆、底特律地方政府破产等一系列事件，美元还是不断走强，美联储开始发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信号。 

　　目前，美国经济深层次的调整仍在进行，去杠杆化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联邦政府出口倍增、新能源战略和再工业化进程进展缓慢，新的经济引擎尚未出现，奥巴马政府医改阻力加大，局部经济风险仍然存在。 

　　(二)欧元区经济开始复苏，欧债危机冲击减弱 

　　2013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在扩散，希腊政府债务出现实质性违约，塞浦路斯开始接受外部救助，但是欧债危机冲击明显减弱，欧洲经济整体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德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保持较为强劲增长，尽管法国经济出现回调，但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开始复苏。同时，欧元区外的英国经济增长较为强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最早的冰岛已经复苏。11月欧盟峰会达成了推进财政融合、约束财政纪律的“财政新约”，有利于从制度层面预防和化解未来潜在债务危机。 

　　欧元区在经历两次严重衰退冲击后，不仅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大多国家被迫紧缩财政，增大了经济复苏的风险。目前，欧元区失业率在12%以上，2013年9月份失业人数高达1995万。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口的失业率在24%以上，失业人数为558万；希腊、西班牙和克罗地亚年轻人口的失业率甚至超过50%，意大利和塞浦路斯也超过40%。欧央行11月份再次降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宏观经济环境，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经济短期复苏势头稳健，仍未摆脱结构性问题 

　　日本经济连续经历3次探底后，2013年出现了较为稳健的复苏势头。2013年前3个季度，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均保持稳定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超过1%，商品价格指数越过2%，在出口疲软和持续贸易赤字的情况下，就业人数稳步增加，失业率不断下降。 

　　日本经济的表现，既有安倍内阁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以刺激民间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战略”一揽子政策作支撑，也有经济触底反弹的因素。安倍经济学短期内刺激了消费和投资需求，但日元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安倍经济学在宏观政策方面的核心是货币和财政双扩张政策，并没有太多的新意，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同时，其更为重要的以刺激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则缺乏结构性政策体系支持，其长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随着2014年上半年日本消费税的提高，安倍一揽子经济政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四)新兴经济体经济失速风险增大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连续3年减速，2013年平均增长4.5%，比2010年低了3个百分点，部分经济体开始出现失速风险。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只有中国、东盟5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可以保持5%以上的增速，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南非的经济增速分别仅有3.8%、2.5%、1.5%、1.2%和2.0%，印度和巴西略好于2012年。 

　　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发达经济体风险已经逐步释放，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风险尚未完全暴露。与发达经济体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水平低、对外依赖程度大、信息不够透明、政府效率不高，经济管理能力差，更缺乏有效的外部协调机制，社会经济系统承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2013年5月，美联储有关退出政策的讨论导致新兴经济体市场动荡、资本外逃、汇率贬值、生产下滑、通胀上升。IMF测算，美联储的退出政策可能导致土耳其、印尼经济分别减速2.5和1个百分点，巴西、中国和印度经济减速超过0.5个百分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墨西哥更是面临财政和国际收支的双赤字，有的国家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2013年，南非失业率在25%左右徘徊，35岁以下青壮年的失业率更是高达70%。 

　　二、美国开始全面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通过IMF、G20、APEC、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印战略对话等多边和双边机制，加强了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对话和协调，一方面希望借助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扩张助其走出衰退，另一方面则试图将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012年，美国开始有计划地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2013年，美国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初步形成，并开始付诸实施。 

　　(一)围绕自由贸易区建设来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邀请澳大利亚和秘鲁加入，力求借助TPP框架，推行自己的议题，主导TPP谈判，在亚太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区域贸易体系。2013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TTIP谈判，表明美国试图构建推动围绕美国，以发达国家和其战略盟友为基础的新国际贸易体系。 

　　从美国自贸区建设历程看，传统上美国自贸区建设主要围绕北美、中美洲和中东等部分国家，点状布局，更多地是从国家安全和战略布局角度来着眼。目前美国共与20个国家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但与其主要战略盟友并没有构建起全面的自由贸易体系。1985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2000年美国与约旦签署了第三个自由贸易协定，2003年新加坡和智利分别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分别与澳大利亚、巴林、摩洛哥、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美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9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分别与阿曼、秘鲁和哥伦比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则分别与巴拿马和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再没有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先后启动TTP和TTIP谈判，表明美国全球贸易战略的转向。 

　　从TPP目前谈判进展观察，其成员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既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还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从谈判内容看，涉及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环境、劳工、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内容。这些内容几乎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WTO框架下的大多数核心内容，并体现了发达国家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经济等方面的要价。 

　　(二)通过更新双边投资协议范本(2012版BIT)强化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009年2月开始，美国用了3年的时间更新了美国版双边投资协议范本(2012版BIT)。与2004版的BIT范本相比，2012版主要增加了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劳工和环境以及国有经济3方面内容，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创新政策、环境和劳工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决定，中美启动双边投资协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国家与美国签署新的双边投资协定。 

　　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历史看，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主要签署对象是独联体、东欧、拉美、非洲和亚洲等非OECD国家，总数不到50个，主要是在落后和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家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1982年，美国与中美洲巴拿马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1983年又与非洲的赛内加尔和中美洲的海地分别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之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与非洲的刚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摩洛哥、埃及，亚洲的土耳其、孟加拉国，中美洲的格林纳达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美国与独立体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00年后，除了与巴拿马修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外，美国仅与乌拉圭和卢旺达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签署了基于其2004年BIT范本的两个双边投资协定。 

　　(三)通过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来激活WTO服务贸易谈判 

　　2012年初，美国和澳大利亚邀请包括欧盟在内的20个WTO成员，不公开讨论新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TISA)起草工作，希望新的协定覆盖所有服务领域。2013年相关谈判正式启动，新的服务贸易协定将涵盖90%的服务领域和形式，所有国外服务提供商和其产品享受国民待遇，特殊项目由负面清单形式规定，可能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国家不能单方面引入新的限制条款，任何条款的取消适用于所有成员，新的服务贸易协定极有可能成为WTO下的一个新的多边协定。我国也于2013年下半年宣布正式加入TISA谈判。 

　　从参与TISA谈判的经济体看，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28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冰岛、瑞士、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韩国、我国香港和台湾3个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还包括发展水平较低的土尔其、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秘鲁和巴基斯坦。 

　　(四)IMF框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 

　　金融危机前后，以美国主导的IMF主要关注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归罪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金融危机后，IMF就加强全球金融市场监管，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散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针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提出任何具体的实质性改革设想。 

　　就发达经济体内部看，美国经济相对稳健的复苏，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困难使得发达经济体缺乏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动力。一方面，欧洲和日本忙于应对内部经济困局，无暇顾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另一方面，有益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某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并不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看，近年来经济减速、通胀起伏和社会稳定成为各国应对的核心，加之自身金融体系普遍缺乏竞争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力不能及。一方面，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仍然不足以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也没有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并不一定必然符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带来新的市场风险 

　　(一)美元走势稳定，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创造了条件 

　　上世纪70年代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联储在保持美元稳定的基础上，总体上推行周期性的强势美元政策，并于1985年5月创出125.8475的历史高点。本世纪则转向周期性弱势美元政策。金融危机前，美元长期持续贬值，2008年4月美元广义加权指数由2002年2月的112.8093下降到84.1736的点，是继1995年7月后的第二个历史低点。金融危机后，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好于欧洲和日本，避免了二次衰退，但由于美联储持续3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不断避免美元大幅升值。2009年3月份美元指数回升到96.8560后，美联储将其逐步拉回。2010年上半年，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美元指数再次走强，但随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元指数再次走弱，并于2011年7月创出805185的新的历史低点。之后两年多时间，美元指数在85点附近小幅波动，汇率的稳定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创造了条件。 

　　(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小幅回调，仍在高位盘整 

　　发达经济体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2011年均创出历史新高，之后由于美元指数低位调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回调，但仍处历史高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不包括能源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由2011年的191.889回落到2013年的182.994，但仍比2010年以前最高年份2007年高6%。其中，食品价格指数2013年为173.619，仅比2011年的历史高位182.4回落9个点，却比2010年以前最高年份的2007年高17个点。金属价格指数2013年为183.626，也仅比2011年的历史高位229.719回落20%，高于2009年以前的任何一年。原油价格指数2013年为104.492，是2012年105.007后的第二个高点，比2009年高5.5个点。 

　　(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风险显著加大 

　　过去两年，发达经济体市场风险逐步释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显著增大，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除我国外)对美元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美国股票市场全面向好，2013年前11个月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6.6%，道琼工业指数突破16000点，上升22.7%，NASDAQ指数更是大涨34.4%。日本股市与美国类似，日经225指数上涨50.6%。欧元区内德国、法国股指分别上涨23.5%和17.9%，欧债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也分别上涨17.8%、21.4%、32.7%、17.1%和31.7%。欧元区外英国(FTSE100)和冰岛股指分别上涨24.6%和12.7%。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土耳其股指分别下挫13.9%、7.9%、2.7%、3.1%；仅印度和南非股指保持上涨。 

　　四、2014年全球经济和治理格局变动趋势 

　　2014年全球经济将继续进行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不太可能再次爆发类似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的大规模系统性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和公共债务压力导致财政紧缩将制约经济的复苏。IMF预测，全球贸易量增长4.9%，经济增长3.6%，好于2012和2013年，但低于2011年3.9%的增长水平。综合各方面情况，美国在继续紧缩财政支出的同时，可能于2014年下半年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IMF对全球经济增速估计可能有些乐观。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失速风险进一步加大。IMF预测，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由2013年的4.5%恢复到5.1%。其中，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我国将由2013年的7.6%减速到7.3%，但仍然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20国集团内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除巴西外经济增长均好于2013年，巴西2014年经济增速与2013年持平。从目前情况看，印度由于经济改革难以落实，同时既面临双赤字压力，又受通胀影响煎熬，2014年还有选举的因素，经济增速很难由2013年的3.8%恢复到IMF预计的5.1%。此外，2014年下半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将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真正的冲击，可能进一步诱发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 

　　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奥巴马政府可能将利用其主导的TPP和TTIP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范本、以及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全面塑造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维护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2014年，TPP协定和TISA协定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成果，既为奥巴马政府医改挫折挽回部分损失，也为民主党中期选举增添一些砝码，更为奥巴马的8年任期留下难得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