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无疑需要一个转型过程，当前显然正处在典型的转型摩擦过程之中。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快，就业水平保持相当稳定，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没有缓解，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仍在加大，国际市场的低迷和不确定状态仍在持续。眼下影响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正处于交织状态，这种复杂的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面对困难的现实局面，我们必须也应当做出的选择是进一步增强对发展转型阵痛的承受能力，以更坚定的决心来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当下现实生活中因转型而引起社会分化的一个敏感问题是对物价走势的判断。近几个月公布的CPI指数都在2%之下，PPI则连续一个时期为负数，与两年前的物价走势比较，通货膨胀水平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低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正常现象。一些人因为这种物价走势而认为中国进入到通货紧缩状态，大力主张要放松货币政策，甚至明确提出要大幅提升物价水平，让CPI回到较高的水平。显而易见，这样的主张只是反映出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对社会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姑且不论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到通货紧缩之中，把经济较快发展和高物价水平捆绑起来是没有可信根据的，却是有明显的利益偏向。诚然，高速度的发展往往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但高通胀并不必定带来高增长，提高通货膨胀水平并非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良方，这一点已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证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低通胀是我们应当接受的市场均衡状态，维持低通胀在许多方面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

　　首先，低通胀有益于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对于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来说，较低的通胀水平无疑有利于改善生活质量，这在当前经济形势相对不好的时候更是如此。平心而论，工资的增长历来都是比较滞后的，早些年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工资增长相对较慢，快速上升的物价水平使社会公众的生活压力加大、幸福感下降，较高的通货膨胀成为拉大分配差距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努力维持较低的通胀率，应当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选择。

　　其次，低通胀有利于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当物价普遍地较快上涨时，生产者赚钱容易，往往会导致投资膨胀，产业结构失调，这正是前些年我国产能过度扩张、负债规模过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低通胀时代的到来，为加速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市场环境。一方面，总体物价水平较低，更能有效利用市场供求机制来促进结构调整，加快过剩产业退出市场的步伐。另一方面，低通胀条件下赚钱效应相对降低，会迫使那些经济效率低的行业转让资产或减少投资规模，避免信贷泡沫的过度膨胀。

　　再次，低通胀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当下正处在逐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型的重要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事关全局。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也对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国内市场保持较低的通胀水平，可以有效地避免人民币出现快速贬值，增强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稳定的预期，从而更好地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何看待当前低通胀这种国民经济运行中以前没有的现象，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是否愿意接受经济调整应当付出代价的问题。很明显，低通胀会压缩某些生产要素和某些行业产业的利润空间，因此可能会被加上通货缩紧等言过其实的冠名，必欲让通胀重回而后快。其实，所谓通货膨胀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是某些经济教科书基于短期观察而做出的推测，只能算是一面之词。就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与增发货币数量关系最密切的是房地产泡沫问题，每次放松货币政策都会带来房价上涨，最近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现象。回看往年，都是在通胀率越高的时候，就越有人使劲鼓吹投机买房，房地产泡沫越搞越大。中央银行增发钞票，地方政府出卖土地，以房地产泡沫提升GDP增速，这样的老路子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能也不应当继续下去。

　　实现经济转型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需要对利益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些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恒心，政府的宏观政策要有定力。在这方面，当前特别需要有勇气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在过去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下，客观上形成了偏向资本要素的利益分配格局，高通胀是强化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到质量提升和利益均衡的新时代，实行真正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较低物价上升幅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高度警惕强势利益集团以各种名义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绑架”。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利益矛盾是正常现象，对利益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无条件让步必然一事无成，必须要有担当和承受。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做出理性的判断，积极主动地承担转型过程中可能要付出的成本或代价。

　　一方面，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完善制度创新，克服转型阻力。现实生活中，利益固化形成的藩篱是转型的最大阻力，一些较为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具有多种影响公共决策的途径，为此，必须特别重视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来推进转型。比如，在引进商品房预售和贷款制度多年之后，现在应该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办法，尽快建立房地产税收制度和对空置房进行严格管理。使用公共资源进行社会管理要特别强调公平，不能只是对弱势者在街面上摆摊严加管控，而对富人在小区花园内违章搭建等放任自流。转型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真正形成符合多数人期盼的管理方式，切实增强社会公众的获得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就有持久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以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为重，健全市场功能，增强转型动力。产业结构和利益结构失衡，在很多场合都与政府功能越位直接相关。比如，房地产泡沫与土地财政之间就有着不解之缘。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一是要在公共投资领域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比如在地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较广泛地推行PPP投资模式（公私合营模式）。二是要让政府从竞争性产业投资中真正退出。概括起来，就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从长远经济发展还是从提升国际竞争能力角度出发，在一些领域更多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是明智的选择。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