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其信息存储的海量性、互动交流的及时性等特征便注定与学 术研究结缘。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文献资料的充分占有，而互联网提供了这一方便、有效的场所。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对现实图景的透视与放大，一定程度上也将学术研究者推向了“如履薄冰”的前台。互联网语境带来的学术研究新特征与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学术研究大相径庭，应用传统的在图书馆故纸堆中找寻学术资料的研究已越来越少，相反，通过网络检索获得信息则越来越普遍。同时对于“伪学术”、“假学术”的发掘逐步演化为现代的网络曝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介入学术圈形成了全新的学术生态图景。

　　重构的前提是解构。目前我国最庞大的专业学术研究团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 要在规定时间内至少完成指定数量的科研成果。这将与个人的职称评定或者福利待遇挂 钩，而不会太多考虑成果本身对社会进步的建设性以及作者成果来源。结果是一方面学者的社会影响力在逐步提升，另一方面专业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同样，互联网强大的内容生产逻辑和作为学者学术生存所必需的批量生产模式，剥离了学术思维所要求的严谨、缜密和丰富，从而使得文化传播在抽象理性的表达上失去了魅力。网络对于学术的介入，一方面使得文献资料更加易得，加速造就学术生产的繁荣，另一方面学术生产的浮躁之风也随之凸显，通过对于网络信息的随意拼凑、叠加、润色后就形成了一篇所谓的“论文”。当衡量学术成功的尺度被单一化时，精神意义上的偶像便也轰然坍塌；当科研成果与“学术性”画上等号时，学术研究的拜物教心态也会使得学者们为了追求数量上的“学术性”，而不惜牺牲治学的严谨。网络的确给学者治学提供了信息来源上的便捷，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便捷，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学者治学的懒惰与懈怠。特别是在学术成果数量化的考评体系之下整合而成的所谓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伪学术”、“假学术”等垃圾产品。这也充分说明当下网络版权保护不力已然成为滋生学术生产虚假繁荣的重要诱因。

　　虽如此，互联网之于学术实践而言也并非洪水猛兽，我们并不能借此否定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进步性。要在客观审视统学术研究基础之上解构，方能使得互联网语境之下的学术生态重构显得更加理性。

　　纵观学术史，举凡青史留名的皇皇巨著都是经过呕心沥血、增删批阅多次而成。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吴晗先生《朱元璋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这些鸿篇巨制的背后并非商业利益驱动，而是基于学者本身的学术兴趣抒发与经世济国的个人抱负施展。传统知识分子理应坚守的道义立场和悲悯情怀已然成为他们学术品格的一部分。当下虽然文人治学的传统学术生态图景已黄鹤一去不复返．但治学内在的精髓却是代际相传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定回归过去，从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中找寻流失的传统记忆。相反，理性看待互联网．并在网络语境下做好学问倒成为当务之急。为学者当先为人，不仅要拥有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学术，更能投诸行动，建设当下。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的塑造至关重要．但更为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是否使用了互联网，而在于使用互联网的同时能否保持坚毅、审慎的研究品格。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