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坚持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之重要一环，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路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大会取得如此丰硕的历史成果，是与邓小平的运筹帷幄和精心指导分不开的。他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前后后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会顺利召开、路线方针的制定和坚持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精心指导大会报告起草，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出一篇好的著作铺路奠基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在1987年第四季度召开中共十三大的决议。其后，十三大的筹备工作相应地展开。起草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报告，是开好党代会的关键，成为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指导意见。这些思想，为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确定了主旨，规划了主题，指明了方向，为写出被后来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央决定召开中共十三大后，报告起草班子很快就组织起来。从1986年10 月上旬开始，由19人组成的报告起草组即连续召开一系列有党内领导、理论家、各工作部门和各地方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很快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成为主导性意见”。12月4日，起草组讨论报告起草提纲，按胡耀邦的意见将报告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写过去9年的成就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第二块写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分10个方面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块写党的建设。[1]

　　1987年1月中旬，胡耀邦辞去中央总书记。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就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下，由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具体负责，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为指导好报告的起草工作，2月6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等人谈了自己对十三大报告的构想。他指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2]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指出了报告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国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和思想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这就为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指明了方向。

　　遵循邓小平对报告起草的思路，自1987年2月底到3月中旬，中央反复讨论了报告的思路、结构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3月21日，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报告的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四天之后他亲笔批示：“这个设计好。”[3]

　　既然邓小平认为“这个设计好”，那么，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稍后，以邓小平批准的方案为基础，起草组开始动笔。为加快报告起草的进度，4月28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等人谈话。当赵紫阳向他汇报反自由化中遇到的问题和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工作时，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他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报告起草和修改期间，邓小平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确定为报告的基调，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方向，为报告的修改和完善奠定了基础。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客人时说：“十三大要进一步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更加肯定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如果说有更新的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4]6月4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邓小平说：“十三大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说有新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5]对于通过十三大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事，邓小平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在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时，他又说道：“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更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6]14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指出：“八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相适应了。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且会影响到许多事情。政治体制不改革，官僚主义就消除不了。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7]8月29日，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邓小平再次指出：“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8] 9月5日，在会见日本政治家二阶堂进时，他又一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9]邓小平上述谈话的要旨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应该是十三大的主题和基调。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十三大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完善奠定基础，指明了方向，为写出一篇好的著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起草小组人员的不懈努力，十三大报告起草进展顺利。5月，十三大报告的初稿完成。稍后，经过两次大的修改，中央书记处于7月在北戴河就第三稿进行讨论。根据与会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形成了报告第四稿，随即发到党内外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也有序推进。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数易其稿，最后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9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十三大报告稿的修改稿（第五稿），并原则通过。邓小平在看了报告稿以后也说：“报告看了。没意见。写得好！”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次修改，形成第六稿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全会认真讨论后，又修改了150多处，并决定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这样形成了大会正式报告的第七稿。

　　大会期间，根据代表团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关人员又对报告作了数十处修改，并获得一致通过。报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这份令老百姓高兴、理论界振奋的历史性报告，也让邓小平甚为欣慰，认为“是集体创作的，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务院总理李根模时，还称赞道：“……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十三大报告肯定这9年是搞对了，对过去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