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反映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党对形势和任务做出的价值判断，往往凝聚了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对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是一篇适应当时的客观需要并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文献。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学术界对这篇重要文献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一些基本史实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一、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明确提出“四个坚持”

　　1978 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摆脱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得到极大改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两次会议和在此前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质上也是围绕如何在新形势下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展开的，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关系到中国政局稳定和未来发展。 1978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 1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苏联对待斯大林那样搞“三七开”，“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 2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 ］（ p.149 ）但是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系统、专门论述的是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思想理论领域的贯彻和继续。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3 ］与会者围绕这两个目的，突破了许多理论禁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会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如有人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绩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两句话过头了；有人认为把党领导国家写入宪法“很不恰当”；在讨论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时，有人提出“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等等。而在会场外，西单“民主墙”释放出来的不满情绪也使党内人士感到担忧。对于群众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邓小平一开始并不反对，他说：“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 4 ］但是随着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些人利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某些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 1979 年 2 月 28 日，在西单出现了一张署名“工向东”的大字报，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变本加厉的践踏毛主席的路线，蚕食毛主席的事业”，有的油印刊物还诬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 5 ］当时，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有的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将收集到的各地发生的极端事例、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的出格言论加以归纳整理后上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高度重视。 3 月 27 日，邓小平就准备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2 ］（ p.499 ）

　　3 月 30 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篇由胡乔木协助起草的讲话，着重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地批驳，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邓小平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他特别强调，提出“四个坚持”并不代表中央的方针开始“收”了，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而是为了“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 6 ］

　　邓小平的讲话是针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问题作的总结，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讲话回答的是当时全党工作面临的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场聆听邓小平讲话的，除了理论工作者以外，还有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宣传思想工作负责人，共计 1 万多人。

　　 二、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对“四个坚持”进行集中讨论

　　报告结束后，参加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分成 14 个小组对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者对邓小平的报告表示衷心拥护，认为这个报告“高屋建瓴，旗帜鲜明，很全面，很深刻，很重要，像一把钥匙开了大家的窍，是统一全党思想的锐利武器”［ 7 ］；“好就好在它能够确保党的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8 ］；“听了之后，思想豁然开朗，非常解渴”［ 9 ］；“ 22 年前，正当我国历史转折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转折时期，小平同志的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又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速实现四化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0 ］

　　虽然多数与会者对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表示积极赞同，但是也有人对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持有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什么。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右的思潮进行了批驳，但是有的与会者认为，“当前的重点以反‘左’为主，同时也要防右反右。中央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我们斗争的矛头主要是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现在讲话中，从总的精神看，好像是批右防‘左’了，这是否符合目前总的形势，似值得慎重考虑。有的代表说，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中，确实遇到了各种阻力，究竟什么是主要的阻力，什么是主要的危险，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第二种思潮（指右的思潮——引者注）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一定要认真解决的，但同第一种思潮（指‘左’的思潮——引者注）比较起来，它的危险性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小平同志报告中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讲到四条原则时，没有区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容易给人以可乘之机，使那种攻击中央政策是‘修正主义’、‘复辟’的人更加猖狂”。［ 11 ］

　　第二，关于思想理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邓小平赞扬了思想理论工作者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后，着重指出“思想理论工作显得还有些不能紧紧跟上党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许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方面步子迈得不够快，也就是说，在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向前看方面的努力有些不够。”［ 6 ］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接受邓小平的批评，认为“前一段，我们有些操之过急，希望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实践证明是不行的”［ 12 ］，“小平同志批评虽然比较尖锐，但切中要害，十分恳切，使人心悦诚服”［ 13 ］。但也有人认为邓小平“对理论战线的问题和错误看得多了一点，批评重了一点，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 14 ］

　　第三，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6 ］但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对前段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估计低了一点，有些提法，在字里行间使人感到理论务虚会为反对四条基本原则的反动思潮制造了“空气”，给各种心怀不满的反动分子造成了“空隙”。前些时候有人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黑会，搞错了，把人们思想搞乱了，等等。在邓小平报告后，仍然有人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错了，小平同志的讲法是帮助下台阶。报告中相当一部分是将三中全会后理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与目前社会上右的干扰混在一起讲，客观上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务虚会是否与这种右的干扰破坏有某种联系。［ 15 ］

　　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出现认识上的分歧并不奇怪，这也正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重大转折时期，刚刚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人们对“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记忆犹新，对于刚刚参加了一个多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火力批判“左”的错误思想的与会者来说，面临着一个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问题。因此，很多人对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基调有些不理解，“这可以说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思想政治领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16 ］但这恰恰反映出邓小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卓越洞察力。就像邓小平所说：“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无事生非？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 6 ］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受到“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反对两种倾向的问题上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误入歧途。邓小平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从来不单独强调反对某一种错误倾向，而是在某一时期有所侧重，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