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讨论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但很少能作出“知行合一重在行”之论的,本文就此谈谈一得之见,求教于方家。

　　历代儒家“知行”观的简略回顾 

　　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

　　《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难”之说。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子思著《中庸》引孔子论“知行”之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明确将知行问题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荀子·劝学篇》提出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命题,可以说是“知行合一”说之滥觞,但先秦儒家还没有系统的知行观。

　　汉代王充认为所有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但他对知行关系未作深入探讨。南宋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须”“知先行重”的观点,认为“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也有“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观点。王阳明则针对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关系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黄宗羲继承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从而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改造为“行良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力行”哲学。王夫之则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等论断。

　　以上种种知行关系说,本质上都是在讨论道德、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它更重视的是德性之知与伦理、政治之行,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知识之知与科学实践之行,因而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与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行观是根本不同的。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与重点 

　　所谓阳明学,实质上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心学。王阳明论“知行合一”之说曰: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说,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