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一份杂志的创办，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一群仁人志士的呐喊，如同一阵春雷，以振聋发聩之势唤醒了中华民族。

　　一百年流逝而过，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百年显得有些漫长，新文化运动却历久弥新，吸引着学者们不断缅怀、纪念和讨论。今天，结合中国现代文化所走过的百年进程回望，这场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划时代意义更为清晰。

　　树立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曲折而迂回，其间充满了痛苦与艰辛。自1840年鸦片战争，神州陆沉，整个国家与民族备尝屈辱与苦痛，步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从领先世界的东方巨人到落后挨打的“东亚病夫”，近代中国落后的病症何在？出路又何在？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之中，回顾近代以来数代先进人物的辛勤探索。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前后相继、新陈代谢，饱尝失败又不断奋进的进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甲午战争的惨败激起了新的思索与反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促使新一代的先进人物向更深处迈进：“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紧密相连。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由于缺少足够的思想文化运动为先导等原因而失败，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并未改变，广大青年乃至社会大众所感觉到的时代氛围黯淡而压抑。面对国家与民族生存危机，要求救亡图存，要求变革，除旧布新，从而使中国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必然要求思想解放，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已是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

　　在新文化运动中，其代表人物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即“赛先生”和“德先生”），向迷信和专制开战。1919年1月,为回击《新青年》“破坏礼教”等指责,陈独秀撰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其中旗帜鲜明地声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1920年，他又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称“新文化要注重团体的活动”、“新文化要注重创造的精神”、“新文化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他特别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以开放的心态，引进和接纳外来文化，重新评估与剖析本土文化，以前所未有深度和广度与摧枯拉朽之势，大破大立，抨击、批判了曾延续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它如同一阵春雷，唤起中华民族新的觉醒，从而为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树立了全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