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争,主要是关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这一问题在19世纪初的西方就已提出并展开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美和日本新史学思潮特别是史学理论的大规模输入,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逐渐引起中国史学界关注。加之“科玄论战”的影响,使得科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从而引发了五四时期关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大规模论争。

　　胡适、傅斯年与李大钊持肯定态度

　　在胡适和傅斯年看来,历史学是科学的重要依据在于历史研究具有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如胡适的科学观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应持怀疑与批判的科学精神,要有“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在科学方法上,他认为考据方法即暗合科学的方法,包含自然科学常用的归纳、演绎、分析、推理等基本研究方法。傅斯年则强调,由于借助近代科学的成果,“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等,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甚至据此主张将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可见,胡适、傅斯年论战的依据正是考据学、史料学的研究态度与方法。

　　李大钊虽然也认为历史学是科学,但他的出发点是历史研究首先应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一科学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规律,才使得历史学成为科学。李大钊对怀疑、否定历史学科学性质的观点作了批判,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明确表示:“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这种因果律就是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以及历史研究可以发现这种规律,从而与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能发现自然规律的一门学问在形式上实现了一致。李大钊也承认,当时历史学还未能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科学,仍处在一个幼稚期,不过这“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学科相等的地步,不能说史学的性质及观察点,与其他科学根本相异”。(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尽管胡适、傅斯年与李大钊都认为历史学是科学,但双方也存在差别。在胡适、傅斯年看来,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关键在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只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并用归纳、演绎、分析、推理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学就是像生物学、地理学一样的纯粹科学。李大钊看重的是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关键在于唯物史观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二者分歧的根本点。

　　梁启超与何炳松的否定态度

　　针对胡适等人的观点,史学界反对最力的是梁启超与何炳松。事实上,梁启超最初持肯定态度,如他在《新史学》等论著中多次强调历史学是有“公理公例”和“因果关系”可寻的,这实际上肯定了历史学的性质是科学。但由于他自西欧游历回国后受到西方社会对科学悲观思想的影响,开始大力批判“科学万能论”,并逐渐动摇、怀疑乃至最终全盘否定自己之前对历史学性质是科学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对因果律的否定上。在他看来,因果律本应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属性,历史学者为了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律可寻,遂强行寻找一些规律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这样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对于因果律的认识。他还极力反对将因果律强行运用于历史研究中,“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可见,梁启超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认识,与他之前的看法相比,已经有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