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索罗金1927年开创研究先河以降,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索罗金的同名专著)的研究阵地不断扩展,为年轻的社会学增添了新的议题。而我国社会流动研究则起始较晚。一方面,历史上对“普天之下”的“王臣”造册编籍,利用里甲及连坐等制度实行“属地化”管理,防止流民等脱离初级群体的人员出现,而严密的等级壁垒也形成了难以僭越的阶层界限。因而,社会流动长期处于静默模式。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城市和工业先行的发展战略而架构的城乡分立体系,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流动。但改革开放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城—乡”及区域“经济势差”造成了大量的流动潮,不断拍击着城乡壁垒这道无形的堤坝,我国的社会流动研究随之兴起并愈益壮大。

　　在此期间,李路路、陆学艺、李强、李春玲等学术名家对于社会流动进行了拓荒式的探究。近来,社会流动在流量和流速上都超出以往,为该领域提供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学术竞技场由此涌现出大批学人。但总览以往研究,学者们大多只关注到社会流动的二维面向,即“乡—城”流动和其对立面“城—乡”流动。实际上,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由此而来的城乡分立出发可以推演出四组流动类型:“乡—城”、“城—乡”、“城—城”、“乡—乡”。也就是说,在社会流动的框架里,存在着“流动阶梯”。用农民朴素的生活话语来讲,“庄里有本事的都想搬到乡里住,乡里有头有脸的又想搬到县里住,县城里的都想到市里住……”依学理来看,流动阶梯的不同层级分别对应主体在不同社会资本和资源占有差异下的流向选择。在“城—乡”流动这一显而易见的洪流之外,基层农村社会的内部流动也不可忽视,它具有不同于“城—乡”流动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意义。

　　居民点设立

　　从“沿河设点”到“逐路而居”

　　囿于生产和生活限制,古老文明的发育大都与水难解难分。传统上,村庄的建立也遵循“沿河设点”的方案设计,以满足生活用水与农业灌溉的需求。除此之外,较为古老的村庄一般都开挖“圈(quan,取‘环绕’之意)塘”,功能上类似于“护城河”。但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生产资料的约束式微,效率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得到延伸。即使在我国农村地区,“村村通”工程也将基层居民点经由公路连接起来。同时,在国家主导之外,一些偏僻的村庄还自发地筹款铺路,将所在居民点与乡村公路连通。尽管如此,根据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社会距离是促成流动的一个因素,小城镇及生活便利的地区会吸引偏远地区的居民搬迁至此。由此,农村内部形成了一股自发流动的“暗涌”,而新的居民点的设立一改“沿河设点”的古老模式,开始“逐路而居”。通常在乡村公路主干道两旁会紧密地排列着新式楼房,形成新的带状居民点,其中大多是由进城务工而富裕起来的农户自发设立。一般来说,新的居民点并没有官方名称,而只是由来自于较偏远村庄的“不在村农民”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农村市场产生强大向心力

　　施坚雅在研究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指出,在一定距离内,围绕特定的中心集镇,地理位置上相近的各个村庄自然地构成一个基层市场社区。而且理论上而言,每个市场服务的区域近似地呈正六边形(实际的区域范围会因为地形地貌等发生扭曲)。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在分析农村社会时具有重要意义。按照波兰尼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是内嵌于社会中的,我国传统农村社区正是这一现象的良好例证。要研究农村社会,需要从基层市场这一中观概念而非微观的村庄入手。同样地,讨论农村内部社会流动,依然离不开市场的作用。虽然与城市和工业重镇的庞大市场相比,农村市场的边界和规模都相对有限——仅以某一乡镇的“集”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庄——但足以产生强大的向心力,使农村居民向它的中心聚拢。这种“市场指向型”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流动主体对信息的追逐,而农户所依赖的信息又可分为“商品信息”和“生活信息”两种类型。农产品价格、适婚男女状况等信息都是在基层市场中交换与传播的。因此,调研中可以发现,围绕作为市场中心的“集”,会出现很多新兴的住宅群落。这些都是农户家庭为接近“市场”和“信息”而从较为偏远的村庄流向市场中心地带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