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现象受到学界关注。但其中大多聚焦于不平等现象何以加重,少有研究探寻经济不平等大幅减少的影响因素,以及历史上不平等缩减现象的相似之处。

　　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专业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新书《大调平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历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沙伊德尔提出,从古至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从未以和平方式减弱,只有大规模暴力和灾难事件才是显著降低不平等的“大调平器”。近日,本报记者就该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思路采访了沙伊德尔。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促使您探索暴力和灾难对经济不平等的“调平”作用?

　　沙伊德尔:作为一名古代社会史与经济史学者,我在研究中接触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暴力震荡过后经济不平等削减的案例,由此想到,它们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对我也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他在书中谈到,两次世界大战曾使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减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经济不平等的缘起有何看法?

　　沙伊德尔:经济或物质的不平等源自于对超越维持生存所需“剩余”资源的掌握。人类对“剩余”资源的不均等分配早在远古“狩猎采集者”时期就已存在,但财富创造在农业社会达到了全新高度。牲畜驯养、粮食种植使生产资料得以积累和保存,而逐步演进的社会规范则定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包括代际传递的权利。健康、婚配策略和繁衍后代、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塑造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式,运气与努力的叠加则使这种不平等长期延续下去。

　　从理论上讲,制度层面的再分配手段可以消除尚处于新生期的经济不平等,但事实证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组织形式,国家建立的权力等级制度和强制性力量,倾斜了获取收入和财富的机会天平,加强和扩大了经济不平等。在农业社会,国家通常使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劳动者的报偿和享受的公共服务与掌权者的贪腐、掠夺相比微不足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详细谈谈大规模暴力和灾难事件是如何减少经济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