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是今年的国际大事,它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或许还有待观察,但由此把“反全球化”声浪推上历史新高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全球化已走过很长历程,曾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20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机会通过资本、技术和信息的“外溢效应”,结合后发优势,获得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改变国家历史命运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尽管关于全球化的争议性话题从未退去,但时至今日,来自国家和社会内部日益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却是始料未及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思想界和学术界人士开始认真面对这一现象,希望通过深入研究找出问题根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明确方向。

　　这一轮反全球化不同于本世纪初以来八国集团峰会等大型国际会议现场难以驱散的“反全球化”示威抗议,那往往是西方国家内部失业和福利下降人群发泄对政府不满的表现;也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报刊上周期性刊登的痛斥西方国家延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那往往是第三世界国家左翼政治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言论。今天的“反全球化”则源于对全球化弊端实实在在的集体抵制。

　　当前,全球化弊端最突出的表现,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虽然过去2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在缩小,但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却未见实质性改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4万多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的1.6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也日益显著。很多反全球化者认为,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以及开放和信息共享,并没有带来 “明天好于今天”的信心。

　　这一轮反全球化的背景和动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影响深远。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的“火车头”拉动效应明显减弱,主要发达国家采取外溢性宏观政策可能性仍然存在,包括北方和南方的很多国家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陷入长时间低迷,各种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对全球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认为现在的不景气恰恰是主要经济体未能妥善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果。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世界经济已陷入增长困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认为“世界面临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金融危机造成的重创将吞噬冷战后20多年全球化大发展的成果。

　　二、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抬头。经济不景气导致财富缩水和国力下降,此前长期奉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难以为继,一系列新老政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而政府因财政困难和债务缠身难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国家内部出了问题,往往有三个主要“撒气桶”,一是批评现政府和执政党,二是排斥外国移民和少数族裔,三是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一时间,以寻找“替罪羊”为标识的狭隘民粹主义受到追捧,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右翼势力大行其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示其排斥移民的民粹主义立场。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很可能蒙蔽社会和政府的判断力和良知,偏离理性、包容、人本、温和的轨道,社会动荡也就难以避免。

　　三、一体化进程出现逆流。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衍生产品”,甚至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从欧洲一体化开始,如今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多个区域一体化进程并行不悖的格局,而这也成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然而,近年来,以美国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标志,出现一种要打破既有区域一体化格局,取代和终结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性多边贸易框架及谈判进程的苗头。此举影响已超越国家间竞争战略,是对既有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巨大冲击,也是对欧洲、亚洲等地区实现产业链整合、共同发展的无形干扰,并很可能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又“甩回”到国际分工体系的边缘地带。英国“脱欧”对国际社会造成震撼,它是欧洲大国对一体化进程投下的“不信任票”,不仅暴露出欧盟内部政治、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积弊和矛盾,而且也动摇了人们对全球化增进人类福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