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特别是将近三十年的外事工作经历中,我深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极为生动,经验极为丰富,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的研究显得滞后、薄弱,成果有限。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是形势比人强,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想,在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变化面前,旧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甚至概念范畴都显得心劳力拙,实践呼唤着思维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从主观原因看,相对于国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我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乃至外交战略研究中变革的深度、广度、力度、速度都比较有限。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甚至历史节点上,恐怕是在所难免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历来如此。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最为突出、最具创新特色的,是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倡议。“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命题,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极具宏大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战略眼光,研究和理解这两大命题,是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方向的最重要的切入点。

　　我们要坚持、实践、阐释这些新理念、新倡议、新观点,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了解、理解、认同“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高度重视周边环境,首先要下大力气搞好周边外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就亚洲命运共同体而言,它包括三个核心:一、以推动亚洲经济融合,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造福亚洲人民为核心的亚洲繁荣观;二、以和而不同、以人为本、讲信修睦、平等包容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三、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为了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做好周边外交,首先要文化先行。在历史上,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华文化和汉文化圈,儒家和佛教影响巨大。这是中国倡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巨大优势。要充分利用文化相近、地缘相通、血缘相连的历史联系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