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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隔离,没那么简单
2015年07月02日 14:23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张田勘 字号

内容摘要:处理这种关系不仅需要群己伦理,而且需要兼顾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发生的传播力极强、死亡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鼠疫(甲类传染病),是观察人类处理患者与健康者关系的极好教材。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对鼠疫患者的处理是隔离和处死。采用隔离手段和进行针对性治疗后,控制了鼠疫的蔓延.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被隔离者在隔离期应享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如知情权、健康权、财产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等。此外,隔离结束后,公民在隔离期所遭受的损失也可以要求管理者给予必要的赔偿。隔离区居民在被隔离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一律发放,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辞退被隔离员工。

关键词:隔离;鼠疫;群体;传染病;处理患者与;欧洲;传播;列车;傅家屯;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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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疫情,如何处理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此次的韩国MERS(中东呼吸缩合征)疫情中,一名确诊者出现疑似症状后仍去济州岛旅行4天之久,使被称为“MERS清净地带”的济州岛由此进入紧急状态。这名患者还称,如果因为MERS被隔离,“我会到处走,让大家都传染上”,其一度拒绝隔离,弄坏医院的门出逃。

  尽管可以看到,这只是个别被隔离者(包括患者和疑似感染者)的一种极端表示,但不能不说,这确实体现了染病群体的一种隐秘心态,而且已经付诸实施。结果就是造成MERS在韩国大规模扩散,并且短期内难以收场,也使得韩国的输入性病例传播到中国。

  患者“让大家都染上”的扬言和行动,其实是患者面对健康群体时的一种失衡心态,也提出了如何处理患者与健康人的关系问题。处理这种关系不仅需要群己伦理,而且需要兼顾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当然很难,因此可以从人类的疾病史来分析和评价如何处理患者与健康人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发生的传播力极强、死亡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鼠疫(甲类传染病),是观察人类处理患者与健康者关系的极好教材。鼠疫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约在1340年代传播到欧洲,欧洲人称为黑死病。鼠疫在中世纪有多次流行,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对鼠疫患者的处理是隔离和处死。

  1368年,鼠疫再次在英国爆发。当时,鼠疫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向英国全国蔓延。那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已经在前一年患过天花,早已被烈性传染病吓得魂不附体,便带着手下的一干人等从伦敦逃到北部的温泽避难。接着,伊丽莎白一世采用了手下建议隔离的措施,同意可以使用极端手段进行隔离。她下令在温泽建立一些绞刑架,如果不能隔离从伦敦来的人,可以把他们送到绞刑架。

  1374年,鼠疫在意大利爆发,米兰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房屋进行隔离,不许里面的人迈出半步。同时,对黑死病怕极了的意大利人把病人赶到城外的一片荒野上,让他们要么等待死亡,要么依靠自己的顽强抵抗力死里逃生。

  时光推进到1910年的中国,哈尔滨附近一个有2400人的小城——傅家屯发生了鼠疫。据相关文献记载,“满洲里首见鼠疫,病死人口,旋由铁路线,传至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又入侵直隶、山东。”清政府任命时任天津帝国陆军医科大学副监督的伍连德担当抗疫总指挥。伍连德同样采用了隔离方式。在傅家屯建立隔离医院,阻止病人和疑似病人外逃。

  根据传染病学原理,如果疫源和传播途径得到切断,疾病的蔓延也就中断了。当传染人数达到零时,疾病也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当时阻止人群流动和交流主要是控制交通,既不让疫区的人外逃,也不让外地的人进入疫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派出1160名士兵和600名警察帮助管理交通,禁止通行。这些士兵和警察也不能随意出入疫区傅家屯,该城的市民即使要去往本市的其他地区,也需要申请特别通行证。

  采用隔离手段和进行针对性治疗后,控制了鼠疫的蔓延,但是,也确实让弱势群体——患者和疑似患者付出了比健康人更大的代价。

  不过,到了当代,隔离尽管是一直坚持的防止传染病传播的重要手段,但在实施时已经能兼顾两个群体的关系了。最典型的案例出现在电影《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上映),提供了一种兼顾两者关系和信奉双赢的伦理原则与方式,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完美的思路与解决方案,尽管电影有虚构的成分。

  两名歹徒潜入一个科学研究所染上了一种致命病毒,一人死亡一人逃到了一列飞驰的列车上。这时,当局作出的决定是牺牲全列车上的所有人,因为他们相对一个城市或更大的人群只是一个局部或一个小我。列车按命令被引上了死亡之路——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桥卡桑德拉大桥。但是列车上的人员包括医生开始自救,在最危急关头,犹太老人卡普兰为挽救他人引爆了煤气罐,前半部分车厢坠入河中爆炸,而后半部分车厢的人得救了。后来证明,染上病毒的人一部分可以抵御病毒而获得免疫力生存下来,因此也说明这种病是可以治疗的。

  电影提供了一种最好的选择,既保全健康者的生命,也挽救染病者的生命。这否定了过去一贯采取的牺牲患者以保全健康者的做法。这种双赢的结局更为合理,也更人道。当然,为了多数人的生命可以牺牲自我,这是值得赞颂的,但每个个体的生命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使用一切力量来保护,不能因为染病者是“局部”和“小我”就予以漠视。上升到生命伦理上就是,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在现实中,2003年中国发生SARS也是按此原则来处理的。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被隔离者在隔离期应享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如知情权、健康权、财产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等。单位不能因人受到隔离而开除或扣发工资,康复后的患者应当有权回原单位工作而不得被拒绝。此外,隔离结束后,公民在隔离期所遭受的损失也可以要求管理者给予必要的赔偿。隔离区居民在被隔离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一律发放,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辞退被隔离员工。

  如果按照双赢的设计来处理MERS疫情,韩国的患者是否还会扬言“我会到处走,让大家都传染上”?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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