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仪式上，在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身后，站着两位骨瘦如柴的将军，他们是美军乔纳森·温莱特中将和英军帕西瓦尔中将。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有关“奉天（今沈阳）俘虏收容所”的真实情况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将这两位见证历史的重要人物和中国东北联系起来。

　　近年来，在各领域学者的不断努力下，日军设置盟军战俘营的情况陆续被揭开。

　　28万余名盟军战俘曾被日军关押

　　二战期间日军曾在多处设立关押盟军战俘的“俘虏收容所”，这些地方现在被称为“盟军战俘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郭洪茂曾做过统计，二战期间，在日本先后建立的18个正规俘虏收容所和许多临时拘留所中，最多时曾收容关押着28万余名盟军及盟国战俘。其中仅在中国就有香港、台湾、上海、奉天四个盟军战俘营。战时，日本的盟军战俘管理建立了一整套的管理和使用俘虏的法规体系。

　　在被关押的盟军战俘中，不乏盟军的高级将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研究中心研究员高建告诉记者，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关押的战俘所涉及的国家最多，主要有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六国的盟军战俘。其他的上海、香港及台湾战俘营主要关押的是英国和美国战俘。根据日本陆军省俘虏情报局1945年6月的档案统计，当时共关押了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俘获的美军温莱特中将、英军帕西瓦尔中将及香港总督杨慕琪等军官战俘523名，其中包括76名准将以上高级别战俘。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中死亡率是德国战俘营的13.3倍

　　奉天俘虏收容所分本所及一所、二所。本所为今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一所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双辽市），二所位于吉林省西安（今辽源市）。一所、二所是专门用来关押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俘虏的盟军高级战俘的战俘营。在日军设置的诸多盟军战俘营中，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显得尤为特殊，不仅是因为这里曾经关押着数十位盟军的高级将领，沈阳大学教授杨竞表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还是日军全部战俘营中唯一专门为关押战俘而修建的永久性战俘营。在学者们看来，这所战俘营“专业化程度极高”。

　　事实上，这所战俘营也被日军格外重视。杨竞告诉记者，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是日军标榜的“模范”战俘营，宣传战俘们在这里生活得如何“安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方在“关于战俘问题的总结”的辩护综述时，以沈阳战俘营在医疗、住宿和衣食等方面的良好情况为据，辩称盟军战俘并未受到恶意虐待，认为这里未出现物资匮乏和缺医少药的情况。

　　但是实际情况却糟糕得多。杨竞研究发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以高死亡率为特征。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长达34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战俘共死亡250人，死亡率高达16%。比较之下，在欧洲战场，德国盟军战俘营里的死亡率仅为1.2%，其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盟军战俘死亡率的13.3倍。“日军将高官战俘用作其据守满洲进行顽抗的人质资本，更是这所战俘营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他补充道。

　　高建表示，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日军违反签订的相关国际公约，没收战俘私有物品，强迫战俘从事生产军事武器的劳役，盟军战俘因冻、饿、营养不良、感染传染病致死者众多。“无端殴打的情况更是多见，包括温莱特将军在内的盟军高级战俘在内都有受到日军看守无端毒打及侮辱的痛苦经历。”

　　用幸存战俘的话说，“在奉天战俘营被关押的近3年的时间，是他们人生中丢失了的岁月。”

　　盟军战俘营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目前国内从事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研究呈现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东北、研究对象主要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等特点。总体而言，专门从事二战盟军战俘营研究的学者寥寥。因仅有一位研究人员，今年4月，沈阳大学撤销了原本设立的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

　　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高建认为，一方面是国内开始研究的时间短，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史实研究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是随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遗址的发现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具有地域性特征。此外，相关史料国内收藏有限，大量原始的档案资料及战俘口述历史等资料由多国语言记录，大都存于日、美、英、澳及瑞士等国档案馆及博物馆等地，这部分资料的收集及考证有一定的难度。

　　与研究力量薄弱形成对比的是诸多问题亟待学界关注。杨竞表示，这其中既有基本史实层面上的问题，如失踪战俘人员、在关东军奉天陆军医院的送医后死亡战俘去向、关东军731部队在战俘营的细菌试验、秘密关押盟军高级军政战俘的决策背景和战略意图等问题；也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研究，如日本“以战养战”政策形成与实施研究、美军事法庭对虐囚战犯审判研究、战俘问题对战后美日关系的影响研究等。此外，杨竞表示，一些不符合史实、不合乎逻辑的战俘营题材文艺作品的出现也让研究者格外忧虑。

　　杨竞认为，战俘营研究因其自身的国际性特征，是难得的视角，这样的问题应该有中国学者的声音。“我们不仅要做厘清史实的基础工作，还要面对与近年来出现的翻案杂音进行斗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