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它面对的问题，理论必须关注时代的根本问题，并作出符合时代所要求的科学阐明。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是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根本问题及其不断转换，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心的转移；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问题导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围绕分析解答“中国问题”而形成和发展的。用邓小平的话说：“我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语言，只能说是对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离开了“中国问题”，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和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围绕“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把握住了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四个全面”战略的提出，对21世纪中国道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原理，坚持“知”和“行”相统一。首先，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其次，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提升其视野，丰富其内容，提出新概括，实现新突破，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彰显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践出真知，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邓小平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方针政策不断加以概括提炼和理论化，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各个部分都有其“实践上的生长点”。改革之初，目标尚不明确，理论准备极不充分，又遇到姓“社”姓“资”意识形态争论的困扰，只能在“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推动改革，从而不可能完全知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要作哪些修正，不可能完全知道理论上会有哪些重大的突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更主要的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包括自发的实践）产生的新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孕育了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创、发现与推广，即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范例；非公有制经济从一开始没有被立即认同，到最终被肯定和接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最终被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由最初一些地区村民的自发行为，到被赋予法律地位，最后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从最初应对非典疫情的挑战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逐渐上升为理论，从一个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发展成一个内容逐渐丰富的理论体系；“四个全面”从最初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措施上升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布局，等等，都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取得的。

　　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必然还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因此给予人民实践的空间越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就越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越来越丰富，中国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