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农历乙未年正月的最后一天，K321次列车从九江站开动。26岁的王国栋就在这趟列车上，他此行的目的地是福州，将在那里跟随舅舅学做收废品生意。

　　作为新型城镇化中的一员，像王国栋这样的农民工们如何融入城镇成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的话题。而如何发挥教育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帮助提升农民工素质和技能，使其能够在城市中长期稳定地生产和生活，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课题。

　　农民工“融入”城镇受技能制约

　　王国栋2008年高中毕业后，最开始在老家务农，后在深圳、南京等地辗转打工，做过酒店大堂助理，也送过快递。三五年间，他换过七八次工作。

　　像王国栋这样奔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青年人数以万计，他们由于受教育（包括各类培训）的水平和机会较少，工作技能、综合素质等往往难以得到提升，很少有稳定的就业或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这造成大多数“王国栋”们做一年换一个地方，甚至更频繁，不能很好地融入城镇化生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善学长期从教育的角度关注这一问题。他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普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学龄人口的上学问题，职业教育也主要是满足升学需求。现有职业教育制度、政策、资源状况等已不能与社会现实需求相适应，远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学习需求。

　　“能否让农民工带着归属感融入城市，是当代我国市民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石伟平认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与人的职业发展、生存生活更是直接关联，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发挥应有作用。

　　教育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

　　3月13日，在南京珠江路一家酒店打工的小祯（化名）实现了令他惊喜的一跃——升任一家门店的副经理。其关键，正是他半年多来一直接受公司组织的职业发展培训和教育，并成功通过了最终考核。

　　在听到记者讲述的这个事例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许庆豫综合自己多年的研究提出，“教育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承担着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就业结构转变，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历史重任。”他表示，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教育系统要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满足外来人口的教育需求。

　　与传统教育相比，这样的职业培训往往直接针对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甚至岗位，更侧重于职业素质、职业能力和职业观念的培养。而通过培训教育和资质认证后，劳动者就有了在企业、行业工作的一份“能力证明”，从而进一步保证其在城镇和企业工作、生活的稳定性，有助于提升其融入城镇生活的进度，尽早实现“市民化”。

　　石伟平认为，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和社会融合教育，能够有效推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进程，使其真正成为“城市人”。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职业教育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契合度最高，理当积极发挥其作用。

　　“农民工自身职业素养和工作技能的高低是决定其是否具备就业能力的关键，而职业培训又是提高农民工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的最主要途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伶认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问题，并给予大力引导和政策支持，但落实效果尚有待提升。

　　推动职业教育覆盖非在校人员

　　“职业教育到了理论构建、制度变革和体系建设的重要关口。”孙善学在几年前就曾提出这一观点。

　　受制于传统的教育体制和体系，当前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尚不能较好地覆盖到非在校的社会人员，大多数农民工所在的单位对于农民工职业培训不够积极，专门进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机构更不多见。

　　鉴于此，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相关政策。2014年3月，国家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质”。6月，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学者表示，当前，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已经有了明确框架，关键在如何建设落实并取得实效。孙善学建议，职业教育和职业院校的发展，应从单纯的学龄人口教育转向统筹兼顾学龄人口升学需求、社会人才需求以及社会人员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学者表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应当主动向农村地区延伸，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生活在农村的劳动者提前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既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市民化打好基础，避免农民工入城后因“水土不服”频繁更换工作地点和单位。同时还应强化农民工培训系统建设，提升教育培训系统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张伶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须改善农民工职业培训环境与设施、丰富培训内容、创新职业培训方法、完善职业培训评估体系，并专门开发农民工职业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