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发生的一些生产事故，比如长春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特大火灾事故、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厂特大爆炸事故等，不仅暴露出地方政府监督检查的不到位、不得力，也让人们将目光聚焦到生产企业的违规行为上。目前，我国企业生产事故总量仍然偏大，重特大事故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

　　首先，生产企业普遍存有侥幸心理。一是源于企业本身的风险偏好。面对事故可能发生的风险，企业经营管理者多表现出过于自信的偏见和风险偏好态度，低估事故发生概率，总是认为自己的企业不会发生事故。然而，侥幸常常带来不幸。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当一个企业有300个隐患或违章，必然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1起重伤、死亡或重大事故。因此，因侥幸心理而忽视事故发生的必然性，终将付出惨痛代价。二是源于政府监管不力。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数量倍增，政府执法监管任务日趋繁重，有限的安全监管能力难以满足量大面广的监管需求。加上部分基层监管人员执法不严、工作不实，甚至失职渎职，导致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受到质疑。例如，一些企业在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时，不是竭尽全力改善条件，而是想尽办法应付政府检查，甚至通过不正当途径蒙混过关，这就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而这些违规行为若不能及时纠正，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性行为，使企业失去安全生产的积极性，并形成不良示范效应。

　　其次，生命安全意识不足。一方面，员工易于忽视自身的生命安全。由于安全意识不高，加之企业安全培训不到位，员工难以认识到工作过程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后果，加之工资待遇是从事某项工作的第一要素，这就导致那些安全生产不达标的企业虽然生产条件差、职业危害严重，但因为工资相对较高，成为不少劳动者的优先选择。这些员工即使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但由于缺乏拒绝作业的意识，往往置生命安全威胁于不顾。

　　另一方面，企业不重视员工的生命安全。营利特性决定了企业行为的逐利倾向。由于安全效益的潜在性、滞后性，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会尽可能降低安全投入，导致一些生产设备运行不良、安全设施配备不齐，给员工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此外，较低的工亡赔偿标准也降低了企业管理者事故处理的成本，加剧了对员工生命安全的漠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定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按照此标准，以2013年为基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3.91万元，远低于相关研究对员工生命经济价值的估算结果。

　　企业安全生产的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看相关方面愿不愿意、认不认真，甚至较不较劲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思路转变过来了，办法会比问题多，比如在强化政府监管机制、构建社会制约机制两方面齐头并进就是很好的方式。

　　第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政府安全监管能力。生产安全事故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如事故对员工及其亲友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严重损害；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使得大量公共支付被用到救援、医疗等领域，但这些支付并不能直接增加社会财富；企业通过降低安全生产条件而获得暴利的行为可能诱导其他企业效仿；重特大事故的频发会降低人们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评价，导致社会价值观的腐蚀。为了克服这些负外部效应，安全监管部门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强化管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工亡赔偿标准和违规处罚力度，做到严格执法，违法必究。

　　第二方面，构建安全生产的社会制约机制。由于政府监管力量有限，可以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即构建行之有效的社会制约机制，对企业违规生产行为形成强劲的包围态势。具体来说，通过社会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手段，提高基层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意识，以及安全需求与职业危害维权意识，并使其成为企业安全生产违规的直接监督者；发挥社会公众与媒体的监督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舆论压力影响企业行为；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与引导作用，督促形成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行业业态，以避免企业事故发生而导致行业的“连带效应”；发挥安全生产服务机构的桥梁作用，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许可相关的认证与评价工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在提供贷款、技术指导时，应当将事故风险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避免因企业发生事故而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同时作为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有效补充，督促企业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小企业安全生产资源匮乏的现实状况，可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安全生产服务机制，并对相关投入进行配套资助，从而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进行安全生产。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