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中央战略部署和技术变革双重驱动下，媒体融合的探索步伐不断加快，传播形态和格局面临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也走到了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其何去何从，路向尚不明朗，但变革前景无疑是广阔的，甚至可以说，这是重塑和巩固新闻传播学科地位的又一个战略机遇。本期专题文章的主要作者均是新闻传播学科改革的推动者和探路者，他们视野开阔，切中肯綮。我们期冀在这组文章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传播研究：互联互通时代的路径重组

　　张磊 胡正荣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新技术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一进程中，人的控制力通过机器不断延展与扩张，社会要素与动力之间的连接性（interconnectivity）也由此重组。学者们使用各种概念术语来描绘这种结构性变化，从较早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信息化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到后来的“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全球化”，再到如今的“数字经济”、“大数据时代”。的确，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互通社会（a connected society）的时代。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界限的打破与融合。

　　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在互联互通社会中，互相连接的不仅是电脑终端及背后一个个社会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动力要素，这迫使人类思考的宏大逻辑结构也因此更新。这其中有四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人际交往与社会距离的变革。互联网的信息、资金不断流转，带来物流和人员流动加剧，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重启了社会建构与社会运动的新通道。传播学者李金铨为此提出，这不仅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也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所谓的“全球村”与其说是将整个世界拉回到部落与村落的生存方式，不如说在人际交往密集化的表象下重建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层面。现实社会中的结构及其流动在虚拟空间得以重组，但它绝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有固化与瓦解，更蕴含重构和再造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诸种动力要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因果关系为主导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渐让位于复杂思维带来的混沌理论，它更强调整体性思维，也更强调偶然性因素。这启发了当代社会领域的思考。偶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中越来越不稀有，因果链条逐渐断裂，只关注一组因果关系（甚至关注因果关系本身）都不足以解释社会现象的离奇景象，更促使大数据分析的全体性模式日益引发关注。总之，推及性研究日渐式微，而复杂性研究或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第三，时间与空间的再组织与再界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学家不断观察到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物理空间和绝对时间不断与社会时空相剥离，造就了曼威·卡斯特所言的“无时之时”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地域感的消逝”，也引发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展”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持续性讨论。在互联互通时代，时空更深地非同步化，也把现代性的人类历史与环境重新组织。

　　第四，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日渐消融。知识分工源自生产分工，但单独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处理日益联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问题，只能依赖于各种人类知识的综合解释，甚至这种解释不再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增进解决的可能性。互联网已经把国际性政治事件、金融经济与商务、社会结构分化重组、文化更新等维度融为一炉，对于传播研究来说，越来越大的挑战是去结构化，寻找新的传统、范式、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反思传播研究的四大传统

　　传播研究扎根于四个重要传统：效果研究、技术与社会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文化研究，而每一个传统都值得在新语境下再次审视。

　　效果研究传统是以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施拉姆为核心开创的所谓美式“主流”传统。它专注于结构、功能，寻找理想型和因果联系，体现了典型的线性思维与知识专门化。但在这一传统的不断讨论中，学者们却发现核心问题难以取得定论。以媒介暴力对青少年的效果而言，争论数十年，只有一个共识：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在互联网环境下，暴力内容并不鲜见。但研究互联网暴力，仅仅聚焦于效果可能无法为理解传播问题提供更深刻的思路。

　　技术与社会传统来自于以芝加哥、纽约、多伦多三座城市为坐标的学者群，包括罗伯特·帕克领导的芝加哥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影响下的技术学派，他们重视综合思考。在技术决定论或媒介环境学的延展下，媒介的技术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往往缺失了批判性的情怀，对于社会变革的基本面缺乏兴趣。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继承马克思的衣钵，致力于发展一种改变不平等社会现状的理论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与政治传统都体现在赫伯特·席勒的媒介帝国主义批判、达拉斯·斯迈兹的受众商品论、赵月枝的全球权力转移与新秩序讨论、邱林川的工人阶级互联网状况、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以及克里斯廷·富克斯领导的社交媒体研究之中。然而权力仅限于从经济基础生发的政治行动吗？以数字劳动而言，那些社交媒体中的活跃分子，仅仅是自愿接受剥削吗？是否有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些都值得思考。

　　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同，文化研究传统持有一种更宽泛的权力概念和政治概念。从英国伯明翰扩散至全球的文化研究潮流中，福柯的微观权力、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与符号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在后现代社会理解意义生产与流通的另一路径。“文化是普通的”，雷蒙·威廉斯的这句名言，在互联互通的时代伴随着真人秀、社交媒体和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更加确凿无疑。但这个传统提供的解决方案，却同样依靠其他传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才能阐释更多问题。

　　重新布局学术路线图

　　传播与媒介研究必须回应互联互通时代的核心挑战，重新思考新结构的学术路线图。一个例子是如何通过传播改革来寻求全球善治（good global governance）。无论是建设全球性的信息传播新秩序，或者是防止资本化带来的新闻市场化与媒介产业危机，或者是改变种种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去异化、再造文化意义，又或者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抑制剥削、发扬自治，都离不开学术性传播研究的再度创新。

　　这种创新依靠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传播研究应当打破内部壁垒，在不同传统的学术路径之间寻找携手的机会，也应当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种种社会思潮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建立新的知识共同体。其次，传播研究不应局限于地域界限，在新的时空结构体中重新思考各种联合的可能性。最后，传播研究还应当把自己置于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实践之中，使其本身成为连接社会变革动力要素的环节与桥梁。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催生传播研究作为知识的本质性生命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媒体前沿发展报告”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

　　多维度全方位重构新闻传播学科

　　苏宏元

　　传媒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播平台、传播模式、内容生产、运作方式以及传播管理等各个层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媒介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

　　学科建设滞后严重

　　与传媒业变革形成鲜明对比，新闻传播学科依然因袭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模式艰难前行、摸索，学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已与传媒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需求脱节，生存危机日益凸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学科建设滞后。学科建设滞后于动态现实是通常的现象，非新闻传播学学科一家之“专利”，但新闻传播学面临快速变迭的传媒生态，学科建设滞后问题显得尤为严重。与其他学科相对独立自我发展成型不同，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交叉学科，一开始即以“杂学”面目出现，理论基础大都来源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同时融会了新闻传播实践的经验总结，从而形成了以大众传播为研究主体的学科架构。然而，当代信息与传播技术“风暴”重塑传媒生态的速度越来越快，新闻传播学所面临的外围环境复杂多变，原本脆弱的学科架构难以适应行业发展和需求的变化，显得岌岌可危。

　　第二，课程体系陈旧。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仍然沿用以大众传播学甚至新闻学为主体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所开设课程均显得相对陈旧落后，跟不上信息与传播技术以及传媒业发展变化的节奏。即使不断作局部调整或者增补，似也难以纾解整体的困境，反而导致课程体系庞杂臃肿，教学内容交叉重叠。

　　第三，师资队伍背景单一。由于媒介融合和互联网传播所带来的整个传媒行业的急剧变化，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亟待更新，即使年轻教师也须不断学习才能满足教学要求。加上前几年新闻传播教学点快速扩张，部分新闻传播院系专业教师匮乏，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与此同时，高校越来越偏向于录用科研成就突出的所谓高层次人才。但就新闻传播学学科而言，因其理论和实务兼具的特性，一味引入高学历而缺乏从业经历或者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并不利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健康发展。

　　重构新闻传播学科设想

　　毫无疑问，新闻传播教育遇到了颇为棘手的发展难题，必须根据社会需求变化、紧跟市场步伐进行全面革新。新闻传播学科应突破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学科藩篱，转而以信息与传播技术为导向，以媒介融合和网络传播为核心，从大传播的宏观视角，从专业设置、课程规划（包括理论和实验教学）、师资调配（包括行政人员）、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研究方向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重构。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自1997年成为一级学科以来，本科专业设置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专业设置其实应实施更为灵活的机制，大胆改革创新，譬如主动融合其他专业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关专业，强化优势专业，发展特色专业。国外一些院校的改革先例或许可供参考，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加开“计算新闻学”课程，密苏里新闻学院开设融合新闻专业，哥伦比亚大学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新闻学双学位硕士，多方向寻求学科突破。

　　课程设置应强调横向与纵向的平衡，即专业知识的精度与多学科知识的广度并重。譬如本专业课程可以进行领域细分，即将同一门课程划分为多个方向，如佛罗里达大学将新闻写作课程细致划分为杂志与特征写作、公共关系写作、交互媒体写作与报道、网络媒体写作与报道等多门课程供学生选择。缩减或取消某些“概论”性质的内容空泛的课程。打破传统新闻传播课程建构的围墙，设置多门跨学科基础课程，如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并要求学生选修够一定的学分。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应打破封闭型模式，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合，加强与业界的紧密联系，给予学生更加自由、前沿、开阔的学习和实践平台。譬如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准确把握新媒体环境下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借助学校雄厚的工科实力，2006年起与软件学院联合招收“软件工程（新媒体）”硕士，志在培养具备工科背景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

　　为了与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以及专业和课程设置创新相适应，师资队伍的专业背景和来源也应多元化，即从以人文学科背景和传统媒体从业人员为主体向多学科范围、多行业领域的集合转变。师资的更新固然要注重对学科、行业的兼顾，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专家和从业人员真正地参与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来。

　　构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

　　学术研究不应画地为牢，须开拓新领域、新方向。有学者通过对2009—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的分析，发现新媒体及其影响、媒介经营与管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受众与媒体舆论引导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些关注焦点无不体现了“大传播”的视野与跨学科的交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研究边界得到拓展，重心亦发生了转移。因此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受到冲击并寻求变革的转折点上，应牢牢把握新的机遇，积极探索，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或者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切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构建新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框架和范式。

　　当然，学科创新并非漫无目的的扩张，“融合新闻学”或者“融合传播学”建设也不是与其他相关学科简单的重叠相加。新闻传播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归学科本体，遵循学科或专业的基本规律，坚守学科的边界和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重构”，既不应矮化其学科地位，也无须匍匐于信息与传播技术或者行业实践的脚下，而应保持对传媒生态独立的审视与“批判”，避免唯技术是瞻、唯实用是从的偏向。这无疑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固定模式可以照搬，而需付出持续的努力。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信息技术变革与新闻传播学科创新

　　张昆 杨丽萍

　　目前，随着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介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多种媒体融合已成为我国媒体发展的主流趋势和重要特征。基于传统新闻传播业的形态而构建的新闻教育与学科体系，也正面临变革的诉求。

　　信息技术与媒体格局的变迁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以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借助于现代传播技术，大众媒介机构和组织大量涌现并迅速兴起，使得人类自古就有的传播活动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

　　20世纪40—50年代，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诞生，信息技术革命正式开始。计算机开辟了运用机器代替人类脑力劳动的新时代，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和信息自动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即网络技术等。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及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兴技术群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之后，互联网带来了第四次传播革命，使得信息更为公开和透明，信息的数量也呈指数级快速增长。2013年，人类开始进入“大数据元年”、“移动互联元年”。在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的双重推动下，大数据开始进入爆发增长期。

　　在媒体格局的演变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网络传播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媒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的媒体格局被打破。“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媒介格局在我国初步形成，多种媒体融合已成为我国媒体发展的主流趋势和重要特征。

　　媒介格局与传播现象的嬗变

　　媒介生态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关系和媒介格局，同时也带来了媒体行业的运行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

　　今天以数字为特征的新媒体，转移了大部分新闻传播的渠道，网络成为新闻传播的主阵地，手机、掌上电脑等成为了新闻传播的新渠道。传统新闻传播主要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渠道，现在新闻传播手段走向了互动化、虚拟化、多媒体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全方位应用，直接影响了媒体工作流程和运行方式。多媒体融合并存的背景下，新闻传播模式从“媒介主导”的单向传播模式，转变为“媒介、受众共同参与”的双向传播模式，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更成为了信息的扩散者和二次加工者。

　　传播模式的改变也直接影响了媒介的运营方式，由过去“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这意味着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不仅要考虑提供的内容是否合适，还要充分考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方便地被读者获取，传播规则是否符合新媒体时代读者的消费习惯。从“内容为王”到“产品为王”，这一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媒介行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一种表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传播功能的不确定性增加。海量的全媒体信息，是让公众知晓更多还是疑问更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传播效果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

　　新闻传播学科创新之路

　　新闻业界大变革直接引发新闻人才需求的变化，一专多能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正成为新的紧迫需求。但这类人才仍然紧缺，因此，基于传统新闻传播业的结构分工和运行方式而构建的新闻教育体系，也正面临变革的诉求。

　　首先，按媒介类型来设置的专业方向和教学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按照媒介的不同形态划分专业。新闻学专业主要为纸媒培养人才，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主要为广电行业培养人才，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面向网络行业，编辑出版则服务于出版行业等，在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上围绕各自的目标分别展开，这样的做法忽略了传媒介质之间的客观联系。

　　新闻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淡化专业系别建制，进行专业的整合和融合。提高专业学科自身发展的自由度，提高课程组合和业务实践的灵活度，提升各个专业学科之间的交融性。最终构建一个融合性培养平台，为培养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专业人才提供充分的条件。

　　其次，建设跨学科与跨界别的多元化师资队伍，是推进新闻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引进具有跨学科教育背景的优秀人才，教授学生多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与业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学界和业界互聘师资，实现高校和媒体的人力资源在新闻教育上的交融。

　　再次，在当前行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闻院校的学科研究，应直面当下传媒行业的新特点与新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给媒体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传媒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闻院校应立足行业现实，服务社会发展需求，开展学科研究，让理论创新与行业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最后，新闻院校应积极主动谋求合作，建立跨专业、跨学科、跨院校、跨国界的联合培养平台，让新闻教育再上台阶。通过整合校内优势学科资源，进行跨专业、跨院系合作，注重文理交叉，实现优势互补；与省内甚至国内专业强校联合，分享优势教育资源；面向国际，与国外高校联合搭建国际化平台，通过学术交流、假期夏令营、联合培养等模式，海内外联手共育英才。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