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在做客某节目时透露，为提高普通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上海正在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尤其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不给本科生开课者，将不允许聘教授岗位。

　　对此，我们也许会有疑问：高校是传播知识、交流学术的场所；本科生是文化接受的主体，也是高校的主角；教授承担着文化传播、学术启蒙的职责，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本是理所当然的使命，为什么还要翁副市长代表市政府作出如此明白无误而又斩钉截铁的承诺呢？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高校里搞科研的老师分外吃香，而费心费力给本科生授课的反而吃亏。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清华女讲师方艳华事件，即是显例。所以，高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积极性就一直不高。

　　其实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发文规定，高校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教育部2012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有一条明确提出， 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是一项基本制度，不给本科生上课的不得聘为教授。

　　即使如此三番五次地申令，大部分教授还是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高校教学的实际地位屡遭冲击，而对教学的实际投入又屡受削弱。一些高校对于本科教学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甚至被边缘化。教授们也不用完成授课任务，只需完成科研任务，只要能拿到几项课题，就一切没问题。而当教授们身兼校内外各种职务，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在项目乃至于商场、官场之时，自然就更无心无力为本科生教学了。这样远离教学、远离课堂的教授还能称之为恪守教书育人职责的老师吗？

　　回溯中国百多年来的高等教育史，很多知名教授乃至于大师级学者都将上课作为义不容辞的担当和心甘情愿的乐事。如李大钊、鲁迅、吴有训、竺可桢、季羡林等为本科生上课的热忱，有目共睹，甚至传为佳话。两年前因病去世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在他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刻，还坚持为本科生上了“最后一课”。被学生赞为“宪哥”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也是几十年来始终活跃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上。他上的课“好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学生们普遍认为，“没上过‘宪哥’的课，等于没来过华政读书”。这些教授，可谓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最佳践行者。

　　其实，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并非只是教授们的单向付出。上课的受益往往是双向的，教授在授课的过程中，本科生自然能够获取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一些前沿的学科观点，还能从教授的谈吐中感受到人格素养的熏陶，特别是专业方面，一个教授能够传达的知识广度，不是普通讲师可以给予的，越是基础的学科，就越需要专业学科优秀的教授给予方向性的指导和启发。而教学相长的另一面，是教授们可以在一线教学实践以及师生的互动中，开阔自身的教学和学术视野，从年轻学子那里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也收获某些与时俱进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真知灼见。师生彼此之间转换思维，或许更有助于教授们获得珍贵的学术灵感。当然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也有自己的苦衷，一是利益单薄，奖金不多，收入太低；二是学校对教授的考核，教学不占重要比例，而更倾向于科研。所以，能够坚持教学一线的教授，自然少之又少了。

　　鼓励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需要刚性的制度规定，但仅此还不够，同时需要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偏差”，让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能够获得与搞科研同样的物质和精神回报，比如在评职称方面，可以加大对一线教学工作的考量，纳入奖评体系，等等。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教授专注于教学一线，高校的质量也才会越来越高。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